一、生死之交

　　我和大厂先生，是十多年的词友，更由他的介绍，和胡展堂先生结了三载的诗盟。昨夜偷出一点馀闲，翻检携带在行箧中的故人书信，发现易先生和我初订交时的简札，以及他快要去世时和我的四阕《鹧鸪天》词，中间夹着胡先生和我的三首七言律诗，自十八年至三十年，前后十二年中间，沧桑变幻，萍蓬漂泊，各各历尽了人间的悲辛，而我乃独成为后死，前尘回首，真同一梦，只留下这些子梦痕，给“闲愁无分况清欢”（王静安先生词句）的我，摩挲把玩，这内心的苦痛，也就可想而知了！

　　易先生是个风流潇洒，不受羁勒的人，我在上篇已经说过。他与胡先生是“总角之交”，也曾加入国民党，可是我们相处十数年，彼此决口不谈政治，偶然听到他无意中吐露些已往的经历，知道他曾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任过总统府秘书，后来到了北京，又在什么部担任了职务，那时他最要好的朋友，除身任交通总长的叶遐庵（恭绰）先生而外，似乎多是些名流词客，如罗瘿公（惇曧）、陈援庵（垣）、陈师曾（衡恪）之类。我去年到北京，去访辅仁大学校长陈援庵先生，谈起易先生的旧事来，知道他们两人的关系，是谊在师友之间的，因为易先生中秀才时，受知于鹤山县某君，某君后来调任新会，把易先生带到县衙门里，帮他校阅试卷，在应试者当中又拔识了援庵，过后两人都帮某君到别的县份去看卷子，也就变成了同事，这因缘是非常巧合的。他与萧友梅先生合作新体歌词，也是在北京政府时代，印行的曲谱，有《杨花》、《今乐初集》、《新乐初集》、《新学制唱歌教科书》等，在那时的各级学校里，提起易韦斋先生的大名，差不多是没有人不知道的，古人欢喜称道柳永的歌词，说什么“有井水处，争唱屯田”，易先生也可当之无愧了！可是柳词所以流传广泛，因了他的作品是“骫骳从俗”的，而易先生的作品却少谈儿女情的成分，究竟易先生是不是一个风流情种？或者竟是成仙成佛的“铁石心肠”？我因为没有看到他的少年时，也懒得去探听他在少年时的风流逸事，所以也就不敢妄下断语。不过偶然听到他的老友郑韶觉先生谈起，他在鹤山原籍，原有着一位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结合的妻，而后来与他形影相随的老伴俞南君夫人，在易先生初年的时候，她常常替这小孩子洗澡，他俩的年龄想查很远，不知怎的会闹起恋爱来？而且“白头如新”，厮守到好几十年，正合着“生同室，死同穴”的古训，这也算得是近代恋爱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一般的心理，谈恋爱的人总着眼在这色字上面，我们推想易先生和俞夫人的结合，那时的她似乎已近“花落色衰”的时期，而易先生另眼相看，为着她可以牺牲一切，这可见他俩的结为终身伴侣，是“在德不在色”了！有人说：“妒为妇人美德”，确有相当理由。据传俞夫人不但对她自己的丈夫，绝对不许在外面沾花惹草，就是他丈夫的朋友，如果有“如夫人”的话，也绝对不许他们踏上门来，所以有许多和易先生非常要好的人，轻易不敢到她家里，这影响到易先生的事业，和他晚年潦倒穷愁，也有相当的关系，然而易先生似乎是“为伊消得人憔悴”，情深一往而无悔的。萧友梅先生和他做了几十年的好友，又是一位“守身如玉”的规矩人，听说在北京同事的时候，俞夫人说她的丈夫和女学生要好，疑心这个“藏娇”之所，就在萧家，结果闹上门来，弄得萧先生也莫明其妙。我和易先生最初相识，是在萧先生家里，我三番屡次说要到他家去拜访，易先生总是推说门无仆役，不肯答应，直到过了相当长远的时间，他陪了老伴来游真如车站附近的“梁氏墓园”，特地派人邀我一同去玩，介绍见过了俞夫人，俞夫人也陪着她的丈夫到过我家，——那时我住在暨南大学后面的暨南村，距梁园不到一里路程。——和我的妻儿相见，以后才毫无拘束的常是到他家里去闲谈。他最初是住在海宁路的鑫德里，租了一个楼面，四壁满是图书，写字台上除了“文房四宝”之外，还杂乱堆着不少刻印的工具，和造象小品，生活是非常简单的，我到的次数很少，那印象也有些模糊了。后来胡展堂先生任了立法院院长，招他到南京去，似乎是以国民政府参事的资格，派在印铸局任事。我也曾自沪入京，在国府路一家旅馆里，和他夫妇相见。这一对老伉俪似乎是出入必偕的，据说有一次邵翼如先生（元冲）请易先生到扫叶楼去玩，老伴也伴着同去，邵先生误会了，对易先生问了一声老太太，过后还深悔失言呢。那时的易先生，虽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依然面容丰润，并且是非常有风趣，而俞夫人则已双鬓如银了！

　　易先生在南京任职，时间不很久，又搬回上海来，移住在愚园路东华坊，是一座单幢的三层楼房，前面有几尺的空地，种了一点蔷薇花之属。春天来了，花香鸟语，倒也有些山林之气，作为诗人退隐的去处，总算不差。我看易先生的景况，在这个短短的时间是比较舒服的。胡先生自遭拘禁之后，过了相当长久的时间，才从南京转往香港养病，几度想邀易先生到广东，易先生总不愿回到老家去，大约也是俞夫人的不同意吧？我在二十四年的秋季，全家搬到广州，在中山大学担任了一年多的讲席。当我南游话别的时候，易先生有些黯然，谁知胡先生在广州逝世，接着有所谓西南事变，我因家累仓皇北归。那时的易先生，也渐陷入苦境，因为彼此都有“同病相怜”之感，而我移住在极司非而路的康家桥，和东华坊相隔不远，所以往来更密，感情也特别浓厚起来。文人的身世飘零，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尤其是中国的文人，总带些名士气派，平日既然不屑留意于家人生产，钱财到手，也就随意挥霍的化去，直到身临绝境，那时也就只好“安之若素”了，这是中国文人的特性，也是一个大病根。听说易先生也曾有过那么一回的豪举，是一位有钱的朋友，看见他非常艰窘，一次送给他不少的钱，钱拿到了手，他立刻召集几位知心的同志，走向大酒楼，大喝大吃，并且召了不少的歌女来，席散之后，把剩下来的一大叠钞票，散作蝴蝶般的任歌女们拾取，回得家来，依然是妙手空空，他也毫不在意。这件事是别人告诉我的，我没有看到他任情挥霍的时候，而且他知道我是个拘谨的人，平日交谈，多半是商量文字，所以究竟怎样，我也不很清楚。我只和他在“新雅”吃过一次饭，似乎是新雅的老板做的东，易先生是毫不客气的点了不少名贵的菜，喝的是白兰地酒。另外也曾和他在亚尔培路一家广东茶室，吃了不知若干次的菜，都是别人会钞的。这一伙文友，我常看到的有王秋湄、屈沛霖、陈蒙庵、吕贞白诸君，和潘某梁某等等，名字也记不清楚了！易先生吃过之后，总还提着一两盒的点心，“归还细君”，仿佛成为惯例。到了“八一三”事变起后，易先生的苦境，是日益加深了，我那时的景况，也是凄惨非凡。我还记得某一次到东华坊去看他，他背着夫人轻轻的向我说，今天没有米下锅了！我把衣袋中仅存的十几块钱，摸出来给了他，他表示着非常的高兴。后来他实在没法支持了，把东华坊的房子顶给别人，另在福煦路的念吾新村，租了一间厢房，把几十口书箱，层层叠叠的堆起来，一间隔作两间，外面当作客厅、书房、饭堂，里面一席之地，为老夫妻起居之所，偏侧到了无法转身的地步。我那时任课的学校，就在他那弄堂的旁边，我常看到他拖着破鞋，曳着病躯，到街上去买小菜，也常到他家去参观他们两老夫妻的会餐，辛苦是辛苦极了，倒也处之泰然。写字楼上放着一个瓷盘，把剩下来的萝卜，用清水养着，居然长出叶来，作为老居士写生的资料，这“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风度，是别人万万做不到的！俞夫人是在也是一位娴淑慈祥的老太太，和我家相熟后，感情都很好。她关心我的儿女多，负担重，偶然碰到易先生不在家的时候，她总是絮絮叨叨的用广东话和我闲谈，常是说我太辛苦了！她很欢喜我的大女儿顺宜，总对易先生和我夸她的好。后来我到了南京，我女儿留在上海，遇到她家绝粮的时候，也曾送了些少的米，尽了一点点的心。她晚年的景况是苦极了！易先生去世后，我曾到上海去看她，她对厢房里一切的陈设，都保持着易先生在世时的原状，我在追念着亡友，一面又感叹着俞夫人对易先生的敬爱，是至死不渝的，这就无怪易先生对着她爱好之笃，有非常情所能推测的了！易先生家里的客人，到了他贫病交迫的时候，虽有好几位解囊相助的广东朋友，然而一种凄凉的景象，也就尽够伤心惨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