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我国古典诗词的艺术手法,除了特别措意于音律的和谐,做到“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的地步,也就是要使诗歌的语言艺术必得富有音乐性之外,它的表现形式,总不出乎赋、比、兴三种,而比、兴二者尤为重要。关于比兴的意义,刘勰既著有专篇(《文心雕龙》卷八《比兴》第三十六),又在《明诗》篇中说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在《辨骚》篇中说到:“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我国古代诗人,总是把“风”、“骚”作为学习的最高标准。张惠言在他的《词选》序上,首先就提到这一点。他说:
这一段话,虽然是以说“经”的标准,有意抬高“曲子词”在文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也就是前人所谓“尊体”,不免有些牵强附会的说法,但一般富有想象内容的作品,都得“同祖风骚”(借用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论》中语),措意比兴,这看法还是比较正确的。
唐孔颖达在解释“诗有六义”时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又引汉儒郑玄的话而加以引申:“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毛诗·国风·周南》疏)这说明赋、比、兴都是作诗的手法,但“比显而兴隐”,所以运用的方式略有不同,要不外乎情景交融、意在言外,它的作用是要从骨子里面去体会的。
用比兴来谈词,就是要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内蕴,也就是前人所谓要有“寄托”。《乐记》谈到音乐的由来,就是这样说的:“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人们的感情波动,是由于外境的刺激而起,这也就是比兴手法在诗歌语言艺术上占着首要地位的基本原因。刘熙载在他著的《诗概》中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鹿鸣之什·采薇》)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艺概》卷二)这“借景言情”的手法,正是古典诗词怎样运用语言艺术的关键所在,也就是比兴手法的基本精神。他又在《词曲概》中说:“词深于兴,则觉事异而情同,事浅而情深。故没要紧语正是极要紧语,乱道语正是极不乱道语,固知‘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原是戏言。”(《艺概》卷四)触景生情,就得很巧妙地运用比兴手法,把“没要紧语”转化为“极要紧语”,而使作者内蕴的深厚情感,成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弦外之音。譬如我在第五讲中所举辛弃疾那阕《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它的上半阕“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所描绘的全是外境,而一种忧国忧谗、致概于奸邪得志、志士失职的沉痛心情,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表面上却只是一些表现荒山茅屋夜景凄凉的“没紧要语”而已。又如第七讲中所举李璟的《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近人王国维以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人间词话》卷上),也只是善于运用比兴手法,淡淡著笔,寓情于景,而读之使人黯然神伤,袅袅馀音不断萦绕于灵魂深处,这境界是十分超绝的。又如辛弃疾的《摸鱼儿》,以“画檐蛛网”喻群小得志,粉饰太平,使南宋半壁江山陷于苟延残喘的颓势;以“玉环飞燕”喻一时得宠的小人,最后亦只有同归于尽,而“斜阳烟柳”无限感伤,也只是用寻常景语烘托出来。这一切都是合于张惠言所称“诗之比兴变风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