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四言诗之发展与《三百篇》之结集

　　诗歌伴音乐舞蹈而俱生，为人类发抒情感之利器；世界各民族，其文学发展之程序，盖未有早于诗歌者。《乐记》云：“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汉书·艺文志》所谓“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是也。《诗大序》更畅论其发达之原因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盖自人类语言开始以来，即有诗歌产生之可能性。沈约所谓“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

诗《三百篇》起源

　　在昔文字之制作，未臻于完善，民间有所讴咏，亦仅口耳相传。《三百篇》以前，所有作品，多出后人伪托，无可征信，且付“阕如”。周代尚文，始立采诗之官。《汉书·食货志》云：

这种制度，虽起自何王，终于何代，无可稽考；而《三百篇》中所包涵之三颂、二雅、十五国风，即以近人之考证言之，《周颂》为周代初年作品，《商颂》为宋诗，《鲁颂》为鲁诗，二雅、十五国风，大抵皆作于周代；然论时代则至少亦五六百年，论地域则有雍、冀、豫、青、兖诸州之国，不有专司其事者为之搜集整理，孰全著之竹帛，被诸管弦？且孔子既有“诗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之事，则《三百篇》之结集，殆出于周代之“大师”无疑。

四言句式，风、雅、颂之别

　　《三百篇》虽间有杂言，如三言之“振振鹭，鹭于飞”，五言之“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六言之“我姑酌彼金罍”，七言之“交交黄鸟止于桑”，九言之“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挚虞《文章流别论》）。三五言调之“殷其雷，在南山之阳”，二四言调之“鱼丽于罾，鲿鲨”，六七言调之“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药园闲话》）之类，然率以四言为主。其形式之由散趋整，亦足见其曾经润色，匪尽里巷歌谣之真面。所谓“风”“雅”“颂”之区别，据《诗大序》：

　　朱熹《诗经集注序》则云：

近人则以“风”属之民众文学，“雅”属之朝廷文学，“颂”属之庙堂文学（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而“风”有十五国：其周、召二南及王、豳同出于周，邶、鄘并于卫，合之桧、魏、陈、齐、卫、唐、曹、郑、秦，又各因其地势风俗之不同，而异其风格。约而言之，秦地于《禹贡》时跨雍粱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多言农桑衣食，车马田狩之事。唐魏居河东，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其诗皆思奢俭之由，念死生之虑。郑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齐居海滨，其诗舒缓（说详《汉书·地理志》）。以人民生活状况，反映于诗歌，其作风上之差别乃如此；而诸国风除助词顺各方之语气，稍有变化外，其语言文字，仍归一致；则风诗之曾经润色，殆无可疑。

　　风诗既出于里巷歌谣，其作者多不可考。惟毛传以《豳风》中之《七月》、《鸱鸮》、《东山》三篇为周公旦作，其描写技术，实较其他国风为精进。吾人苟承认雅颂为多出于士大夫之手，所有长篇巨制，与里巷歌谣，形式上截然殊致，则以《七月》等篇为出周公手，庶几近之。《七月》描写农家生活，于严肃态度中，间出以诙谐。如：

于杂叙家常琐屑之内，着此富于情调之笔，于《东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得谓为偶然。兹举《东山》全篇如下，以见风诗之一斑：

　　阮元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若元以后戏曲，歌者舞者于乐器全动作也。风雅则但若南宋人之歌词弹词而已，不必鼓舞以应铿锵之节。”（《揅经室集·释颂》）颂多用于郊庙祭祀，作者宜为贵族，而技术往往劣于风雅。又如《周颂》中之《清庙》一章八句，《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时迈》一章十五句，皆全篇无韵（详见顾炎武《诗本音》）。或谓风雅之用韵者，其声促；颂不用韵，其声缓（《韵文通论》引王国维说）。然在文学上之价值，颂固不逮风雅远甚，以诗歌原以抒情为主也。

　　大小雅有祝颂赞美之辞，有祭祀燕饮之诗，而其中最可注意者，厥为史诗之发展。如大雅《生民》之美后稷，《公刘》之美公刘，《绵》之美大王，《皇矣》之美文王，《大明》之美武王，于姬周之先世史迹，描写恒有动人之处。又如大雅《江汉》叙宣王命召虎征淮夷之事，《常武》叙宣王命皇父征淮徐之事，小雅《出车》叙厉王时南仲伐玁狁之事，《采芑》叙宣王时方叔伐荆蛮之事，《六月》叙宣王命尹吉甫征玁狁之事（参看陆侃如《诗史》上），并能将东迁以前之王室大事，加以铺张之叙述。虽不足以跻于世界著名史诗之林，而周代文学与武功之发展情形，于此足觇之矣。

　　《三百篇》为周代诗歌之总汇，亦即中国纯文学之总泉源。后来之抒情诗与叙事诗，咸由风雅导其先路。其在当世，《三百篇》并为入乐之章，益以孔子之提倡，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经数百年之酝酿，而诗歌有此大结集，不可谓非中国文学史上之无上光荣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