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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十五国风，独不及楚，楚声之不同于中夏，其故可思。中国文学之南北分流，由来久矣！楚俗信巫而尚鬼（王逸说），又地险流急，人民生性狭隘（郦道元《水经注》）。故其发为文学，多闳伟窈眇之思，调促而语长，又富于想象力。加以山川奇丽，文藻益彰，视北方之朴质无华，不可“同年而语”。稽之古籍，有楚康王时之楚译《越人歌》：
译者之技术高明，令人想见楚人诗歌格调。语助用“兮”字，此在《三百篇》内，已多有之；特楚人于两句中夹一“兮”字，句调较长，为异于风诗作品耳。又如徐人歌诵延陵季子之辞：
句法亦略同于《越人歌》。此楚文学形式上异于中原文学之一点也。
《论语·微子篇》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
《史记》引第三四句，作“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庄子》引前四句则作“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二书所载不同，而较《论语》句末各增“也”字，便有往复丁宁之意。证之《离骚》多有此种句法，则《论语》所纪录，已稍失楚歌之语调。同时有《孺子歌》：
则又句调近于《徐人歌》，而与后来之《九歌》同一轴杼者也。
《楚辞》至《九歌》出现，始正式建立一种新兴文学。汉王逸云：“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言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祠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楚辞章句》）以《九歌》为“屈原之所作”，后人已多疑之。宋朱熹谓：“荆蛮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楚辞集注》）此虽臆说，而以《九歌》曾经屈原修改润饰，殆无可疑。《九歌》本为民间祠神之曲，而其形式除每句皆夹“兮”字，以楚国歌辞之普遍句法外，绝少其他方言俗语，而杂其间；而且文采斐然，未见“其词鄙陋”；非富有文学修养之人加以润色，不能及此。屈原受《九歌》影响，以作《离骚》；《九歌》经原修改，而益增其声价；两者有连带关系，亦不必多所怀疑也。
近人王国维称：“周礼既废，巫风大兴；楚、越之间，其风尤盛。”（《宋元戏曲史》）证之王逸所谓：“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知当时楚、越之巫，必兼歌舞，而自有一种祠神歌曲，别成腔调。所作《九歌》之作，或原依其腔调而为之制词，或本有歌词而原为之藻饰，现已无从断定。而在音节上，与风格上，显带沅湘民间歌曲之浓厚色彩，则可断言也。
《九歌》为沅湘间祠神之曲，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古人以“九”为数之极，其后宋玉亦作《九辩》，非必其数为九篇也。
《九歌》用之“乐神”，而多为男女慕悦之词，此自民歌之本色。论其描写技术，或清丽缠绵，或幽窈奇幻。例如《湘君》：
《湘夫人》：
《少司命》：
《山鬼》：
较之十五国风，无论技术上、风调上，皆有显著之进步。南人情绪复杂，又善怀多感，而出以促节繁音，为诗歌中别开生面，宜其影响后来者至深也。
《国殇》一篇，慷慨雄强，表现三湘民族之猛挚热烈性格：与其他诸作，又不同风；于此不能不叹楚才之可宝矣！移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