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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自李杜而还，能独辟蹊径，卓然自成一宗，而影响北宋诸家最大者，厥惟韩愈（字退之，南阳人）；而唐音之变，亦自愈始。
愈生安史乱定之后，以古文相号召，主张“文必己出”；论诗崇李杜，而又不欲与之同风。其服膺李杜，有“想当施手时，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之语。其为诗则主“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荐士诗》）。其运用之方，则喜以单行之笔，尽扫浮艳骈偶，务以豪放痛快，险峭通达取胜。又自知其才力，视李杜微弱，往往长篇一韵到底，又故押险韵以避熟就生；畅所欲言，而不免失之好尽。虽自创特殊之音节，要不及盛唐诸公之铿锵悦耳。沈括谓：“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苕溪渔隐丛话》引）陈师道亦有“韩以文为诗，故不工”（《后山诗话》）之论。然其音节意境，皆戛戛独造，一洗软媚庸滥之习；洵唐音之剧变，亦诗歌中之疏凿手也。例如《山石》：
大踏步而来，全无忸怩之态；此元好问所谓“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卧元龙百尺楼”（《论诗绝句》）者也。
自韩愈言诗，首倡雄怪，一时诙诡险僻之词竞作，而诗体遂发生重大变化。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卢仝（范阳人），皆与愈友善，而为愈所推挹，并务锤幽凿险，与愈异轨同奔者也。
郊耽吟成癖，尝有“夜吟晓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夜感自遣》）之句；思苦奇涩，而造语至新辟。愈尝赞之曰：“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醉赠张秘书》）例如《秋怀》：
扫尽陈言，特工苦语。苏轼论其诗云：“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读孟郊诗》）东野诗格，此十字足以尽之。世以“韩孟”并称，则又轼所谓“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东野之深，固不及昌黎之大也。
仝自号玉川子，以怪辞惊众，有《月蚀》、《与马异结交》诸诗，尤为怪诞。在律体盛行之际，有此诙诡之笔，一洗肤庸滥套，固自可喜。然其高出时人处，仍在切近人情之作，语杂嘲戏，令人啼笑皆非。如《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示添丁》诸篇，最堪把玩。其《示添丁》云：
语意之新警，略近东野；特孟主严肃，卢饶诙谐风趣，两人襟抱，各自不同尔。
孟郊、卢仝之外，辞尚奇诡，而为韩愈所称道者，有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贺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唐书传》卷一三七）。杜牧序其诗集，以为“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则亦与仝殊途同归者也。贺诗以险丽著，然锤炼之极，精光烂然。例如《雁门太守行》：
真不愧为呕心之作。惜其年止十二七，不获益宏早就耳！
以上三家，虽户庭各辟，而究其归趣，则皆韩愈“文必己出”一语，有以发之。故谓唐音之剧变，由于韩氏一人倡导之力可也。此系作者，尚有刘乂、刘言史（字枣强）、贾岛（字浪仙，范阳人）之属。岛诗苦涩之趣，与孟郊略同，故有“郊寒岛瘦”之称；又与乂同为韩门弟子。乂以《冰柱》诗得名，奇恣与卢仝为近。言史诗“美丽恢赡，自贺外世莫得比”（皮日休《刘枣强碑文》）。孟郊尝有诗哭之云：“精异刘言史，诗肠倾珠河”，可想见其风格。然此诸家，影响皆不及韩、孟、卢、贺之大，故不暇详述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