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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同治间，为清诗一大转变；所宗尚为杜甫、韩愈以及黄庭坚；而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以望重位高，实为倡导。国藩诗虽未臻上乘，而提倡黄诗最力，转移风气，影响迄今；此治近代中国文学者所宜特别注意也。
嘉庆、道光以前，为诗宗杜韩者，惟一钱载（号箨石，秀水人）；稍后有程恩泽（号春海，翕人）、祁寯藻（号春圃，山西寿阳人），虽并不为王士禛、沈德潜二家之说所囿，而风气仍未大开。迨何绍基（字子贞，道州人）、郑珍（字子尹，贵州遵义人）同受业恩泽之门，遂传其业，而珍诗尤称绝诣。珍又与其乡人莫友芝（字子思，号郘亭，独山人）并称，均多乱离之作。友芝序其《巢经巢诗》，谓：“盘盘之气，熊熊之光，浏漓顿挫，不主故常。”陈衍则称其“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状”（《石遗室诗话》）。虽其法得诸韩愈、黄庭坚，而特饶新意，境界别辟，真一代之奇作也。珍自公车报罢后，蠖屈乡关，漂泊西南；友芝则受知国藩，而与珍友谊最笃。国藩论诗宗旨，受珍影响甚深，清季诗人，皆间接被其薰染者也。
太平天国取金陵，金和（号亚匏，江苏上元人）出入兵间，备尝艰苦，就所闻见，发为诗歌；极“以文为诗”之能事，而一种沉痛阴惨气象，视杜甫、郑珍，犹有过之（参用陈衍说）。其诗确能表现时代精神，而用笔之奇恣，则亦韩愈与北宋诸贤遗法也。例如《痛定篇》：
与金和同时，而以善写穷苦称者，有江湜（字弢叔，江苏长洲人）。其人一生坎壈，“所写穷苦情况，多东野、后山所未言；近人则郑子尹、金亚匏未能或之先”（《石遗室诗话》）。其诗“古体皆法昌黎，近体皆法山谷，无一切谐俗之语错杂其间，戛戛乎其超出流俗”（彭蕴章《伏敔堂诗录序》）；诚咸同间一诗雄也。湜尤工讽刺，有《拟寒山诗》四十首，极嬉笑怒骂之致；兹录一首为例；
甲午（光绪二十年）中日之役，中国创巨痛深。诗人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人）崛起岭南，举一时可慨、可悲、可歌、可泣之事，悉形歌咏，遂为晚清诗坛，放一异彩。其论诗宗旨，谓：“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其运用之法，则主“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述事则“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人境庐诗草自序》）。又高揭“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之论，其富于解放精神如此！其官湖南按察使时，与巡抚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人）共倡新政；宝箴故与国藩善，遵宪诗学，宜其间接受国藩之影响。昌黎主“文必己出”，山谷则务生新，固革新派之先导也。遵宪诗关于感时抚事者，以《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降将军歌》、《台湾行》、《度辽将军歌》诸篇，为最有历史价值。例如《台湾行》：
清之末季，诗人有樊增祥（号云门，别号樊山，湖北恩施人）、易顺鼎（字仲硕，晚号哭庵，湖南龙阳人）、陈三立（字伯严，晚号散原老人，江西义宁人）、陈衍（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人）、郑孝胥（字太夷，号苏盦，福建闽县人）等，而陈、郑影响为大。三立为宝箴子，为诗“少时学昌黎，学山谷，后则直逼薛浪语（季宣）”。衍称“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而荒寒萧索之景，人所不道，写之独觉逼肖”（《石遗室诗话》）。晚居庐山，巍然为诗坛老宿，而风格转益遒上。例如《夜坐》：
孝胥诗“少学大谢，浸淫柳州，益以东野，泛滥于唐彦谦、吴融以及南北宋诸大家，而最喜荆公”（《石遗室诗话》）。然其精思健笔，转与元遗山为近。衍教授南北，善说诗，以为“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馀地耳”（《石遗室诗话》）。又标“同光体”之目，而论诗不主一家云。
晚清诗坛，鲜不受陈、郑影响，俨然江西、福建二派；江西主山谷、宛陵；福建则尚后山、简斋、放翁诸家，近复趋向晚唐，以写丧乱流离之痛。自“新文学运动”起，而其风亦少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