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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虽以异族入居中原，而对于汉族文化，接受甚早，濡染亦深。康熙（圣祖）帝天纵多才，耀兵塞外，既定西藏，平台湾，宇内晏然，国威大震，太平之业，绵亘二百数十年。直至洪（秀全）杨（秀清）变兴，始见兵革。中间休养生息，文人才士，得以致力于学术文艺，其惊人之发展，几欲超迈汉唐；即就诗歌而言，亦远胜元、明两代。清诗虽亦规抚唐、宋，而诸大家各能自出心裁，特具风格，非如明人之以“赝古”欺人也。
清初作者，大抵皆明季遗民。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虞山人）、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与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合肥人）称“江左三家”，而鼎孳不逮钱、吴远甚。谦益诗出入李、杜、韩、白、苏、陆、元、虞之间，才力富健，一时罕与抗手。伟业对于“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梅村集提要》）。盖伟业身当“鼎革”之际，“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故所作“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且诗中关涉明季史事者，尤指不胜屈，长歌当哭，聊以写哀。伟业自言：“吾诗虽不足以传远，而是中之寄托良苦。”（陈廷敬《吴梅村先生墓表》）篇篇言之有物，故不觉其感怆淋漓；例如《圆圆曲》之“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可当“诗史”之目矣。
康熙盛时，有宋琬（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号称“南施北宋”，而王士禛（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实为骚坛盟主。“士禛谈诗，大抵源出严羽，以神韵为宗”（《渔洋精华录提要》）。其《论诗绝句》三十首，品评曹丕以下诸家诗，其第二十九首云：“曾听巴渝里社词，三闾哀怨此中遗。诗情合在空舲峡，冷雁哀猿和《竹枝》。”可见其平生宗旨所在。闰章尝语士禛门人洪昇曰：“尔师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见，吾诗如作室者，瓴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筑起。”（《居易录》）士禛专主神韵，故以七绝为最工。例如《冶春绝句》：
真所谓“朱弦疏越，有一唱三叹之音”，开后来法门不少。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为诗兼工众体，或与士禛并称。赵执信谓：“王之才高，而学足以副之；朱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及论其失，则曰：“朱贪多，王爱好。”（《谈龙录》）二家之外，以查慎行（字悔余，号初白，浙江海宁人）为最著。查诗渊源，大抵得诸苏轼为多；清诗风气，亦渐由宗唐，转而学宋矣。黄宗羲比其诗于陆游；王士禛则谓：“奇创之才，慎行逊游；绵至之思，游逊慎行。”（《敬业堂集序》）此特就其律诗言之耳。
乾隆（高宗）、嘉庆（仁宗）间，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人）、蒋士铨（字心馀，号清容，江西铅山人）、赵翼（字云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人）号三大家。翼善论诗，有《瓯北诗话》，言多精辟。士铨以作传奇负盛誉，诗词皆不见特佳。枚诗主性灵，影响最大。尝谓：“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又力破“温柔敦厚”之说，谓此“不过诗教之一端”（《再答李少鹤》）；颇能不囿于陈言，卓然有所自树。是时论诗者，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人）举唐诗为指归，厉鹗（字太鸿，号樊榭，钱塘人）树宋诗为标准；诗家唐宋之界，又起纷争。枚则主“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谓：“诗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随园诗话》）持论并极通达。特其诗有时流于谐谑，不无轻佻之病，致为时人所诟病耳。
是时诗人尚有黄景仁（字仲则，武进人）、张问陶（号船山，遂宁人）、舒位（号铁云，大兴人）等。景仁《两当轩诗》，才气豪放似太白，近乃大行于世。然乾嘉之际，成就最大者，当推厉鹗。鹗五言融合陶、谢、韦、柳之长，近体从陈与义变化出之，尤工绝句，例如《虎丘送春》：
清诗至乾嘉而臻于极盛，作者多不胜举；或规唐体，或尚宋贤。道光间，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盒，仁和人）为诗特奇丽，自成一格，近人多效之。迨咸丰兵起，诗风为之一变，无复雍雍盛世之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