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晕黄的灯光下，我伏案沉思，瞥见抽屉角落里还躺着一份尚未寄出的稿件，心头不由得沉重起来。那是去年年底从长沙开会回来写的一篇纪念词学界前辈龙榆生先生的文章。岁月荏苒，年历跳到了一九八六年，龙榆生先生逝世也已二十年了。我多么愿意将这篇短文奉献给那些关心龙先生的朋友们呀！
从长沙出席全国韵文学会成立大会后返沪，接龙榆生先生令嗣龙厦材同志寄来的龙先生遗作《南唐二主词跋》（复制件），不禁感慨万千，往事涌上心头。
那是一九六四年春，我不知道其他高等学府中文系对词学的看法如何，反正我所从事教学的高校，一直把词学当作禁区。从小沉浸于古典诗词中的我，当时年轻，对词学有浓厚的兴趣。我想到了也在上海的词学老专家龙榆生先生，希望能得到他的指教。
现在我已记不清是如何知道他地址的，反正我写信给龙先生了。我大概嫌自己的姓名太俗气，又不愿某些人知道我和学者专家有联系，就取名为“江枫”，不是“江枫渔火对愁眠”之意，而是“枫落吴江冷”，——我喜欢这诗句。
想不到龙先生很快回信了，在香山公寓热情地接待我这个晚辈。我们谈得投契，以后我就成了他家的座上客啦。龙先生每见我到，总是打发家人到别的房间去，只和我一人谈词。龙先生总是兴致勃勃，侃侃而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认为学词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应该有实践，自己会写才更能体会个中甘苦。他还将陈毅同志来沪时悄悄赠他的词，悄悄地给我看，一面呷着碧螺春茶，不住地颔首微笑，带着无限欣赏又欣慰的神情；他感慨建国后很少人写词。在接触过程中，我发现龙先生文思非常敏捷，构思十分清新。他对我的习作往往只改一两字而妙手回春。大概龙先生是把我当作孩子了，每次去，总是以饼干、麦乳精款待我。一次我问龙先生：“您的孩子也学词吗？”龙先生哼着说；“他么，是搞——石——油——的。”
由于路远，教学工作忙，我拜访龙先生不算频繁，但已得到先生不少的教益。他还赠我端砚、《南唐二主词》、《刘梦得集》等线装书，还有他自己当时油印的《唐宋词格律》。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摧残年代降临了，前辈学者们给我的信札、诗词统统灰飞烟灭。龙先生的音讯当然也断绝了。
一九八二年秋，上海音乐学院钱仁康先生问我，龙榆生先生长公子正在搜集先生遗作，赠我的一些词能否找到。
深夜，伫立于纱窗前，脑海中浮现的只有龙先生赠我词中的一些断句：“月上潮平，静爱幽花语”（《蝶恋花》）、“动如脱兔静藏韬，前身相马九方皋”（《浣溪沙》）……我重新扭亮台灯，再一次翻箱倒柜，居然意外地在自己的一张已经泛黄的讲稿纸后面，看到一首《浣溪沙》：
啊！这不是龙先生赠我的第一首词吗？幸而当然不知怎的抄在讲稿纸后，如今成为唯一的劫后馀生了。我赶紧将它寄给钱仁康先生，沉重的心情似乎减轻了一些。
一九八三年一个夏天的下午，我正在洗头发，龙厦材同志突然来访。他外表淳朴，神态沉思。他大概是抱着热望，想从我处得到关于他父亲当年的情况，不料我谈不出什么，倒和他扯起清华大学老同学的琐事了。他看了我一眼，慢慢地说：“想不到你这样……”却咽住了。我问；“这样什么？”他答；“这样——年——轻。”我当时早已很不年轻。哦，我明白了，厦材同志大概原以为我和他父亲同辈，这会儿知我念清华还比他低好几级，才冒出这么一句。我又感到深深的内疚。
今年春天，我从龙厦材同志处收到上海音乐学院印发的《悼念龙榆生先生》，悼词云：“龙榆生先生于一九五八年五月被错划为右派问题，已由中共上海音乐学院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予以改正，恢复名誉”，等等。不久，厦材同志又寄来了亲自刻印的《追悼忍寒词人龙榆生挽联诗词集》，淡蓝色的封面，娟秀细小的字迹。我惭愧自己当年一点儿也不知情。《诗词集》的最后是“长男龙厦材”的《梦江南八首》，其末云：
我不禁黯然，又想起了龙先生带着一脸不满的表情说“搞——石——油——的”。
十一月底，我从长沙回来，不几天便收到厦材同志的信：“今寄上《南唐二主词》复印件一份，其中有我父亲赠您的词，二十年过去，尚能记忆否？”我急急打开复印件，熟悉而又久违了的清瘦笔迹跃入眼帘：
……江枫同志从予问倚声之学……因检此册，漫次原韵，题一阕以贻之。其词云：“肯向邯郸轻学步。青眼相看，那复伤迟暮。只恨芳韶留不住。消凝洛浦凌波去。 一霎沧桑经几度。月上潮平，静爱幽花语。合共湘累绵坠绪。澧兰沅芷迷归处。”……
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渐渐模糊了。啊，二十年来，江枫早已“枫落吴江冷”。但是，那被生活折磨得冷漠且麻木的心灵并没有忘记“月上潮平，静爱幽花语”。记得当年我接到先生此词时，沉吟良久，为先生感到深深的寂寞和悲哀。但是，寂寞和悲哀的年代毕竟过去了。这次长沙词学会上，人们不是不止一次的提起词坛前辈龙榆生先生吗？人们不能忘记毕生在学术上付出过辛勤劳动的学者专家。啊！如果先生能活到今天，看到冷落几十年的词坛行将欣欣向荣，该会多么高兴呀！
（原文刊于花城出版社《随笔》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