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词学泰斗朱彊村侍讲，因反对慈禧太后庚子轻启战端，忤旨，几获罪。然亦以此风节闻海内。德宗载湉深许其识见、敢言，迁内阁学士，及德宗还京，又擢礼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光绪三十年（1904），出为广东学政，忤大吏；请假回籍，次年乞病解职；宣统二年（1910），诏任顾问大臣，不就。闭户治词逾三十年，所刻《彊村丛书》，搜罗之富，校勘之精，世所罕见。榆师自江西经福建来沪，往谒朱丈，快谭竟日，深为器重，许为善才，允其相从探讨词学，“三载之间，每旬日不相见，见必从论词学，或共校订”（榆师《彊村本事词·附记》）。朱丈病垂危，以平昔校词所用之双砚，授与榆师，冀传其衣钵。榆师曾倩吴湖帆绘“授砚图”，陈三立作《受砚庐图题记》，并乞夏闰枝、张孟劬、邵瑞彭等词人题词，悬之书宅中，雨夕灯窗，治词学时，恒从其吸取精神力量，终身服膺彊村词学而不倦。
1931 年 11 月 22 日朱丈下世，遗命以丛稿授榆师，自己整理刊行。榆师遂不惮酷暑严寒，恒一灯荧荧，钞校遗稿至深夜。榆师家庭负担至重，虽节衣缩食，亦无力镌印费用。旋得刘翰怡、陈述叔、叶遐庵、杨铁夫、周梦坡诸先生之资助；又与夏闰枝、张孟劬、夏吷庵、黄公渚诸先生研究，商定体例：将朱丈手订诸稿勒为内篇，榆师纂辑之稿，别为外篇，合刻为《彊村遗书》。校样时，榆师又不殚辛劳，仔细校对，虽长夜无眠，亦未尝稍怠，遂使朱丈未竟之稿，得于丈逝世之次年即完成，刊行问世。
榆师任暨南大学文学院（时院长为陈师钟凡）中文系主任兼词学概论、词选教学时，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后为国立上海音乐院）商请兼任该校词学讲席。师以词与音乐之关系极为密切，宋末始不复被之管弦，历元明而就衰敝，试图就商重振诗乐合一之宏图于音专诸先生，遂不顾两校相距数十里之遥，毅然前往兼课。1934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中国韵文史》，列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之一，即为榆师在音专讲授诗歌、词曲之部分教材。
1933 年在榆师倡议与指导下，暨南大学有“词学研究会”之组织，会址设于莲韬馆，称莲韬词社。旋迁往他处，易名为“岁寒词社”。重要工作以《历代诗馀》及唐宋以来词集为主，参阅词律、词谱，审定异同，编辑《词调索引》一书。当时在榆师领导下，从事研究与工作者为陈大法、章石承等。后以校事动荡，经费无着，遂告停顿。
1933 年 6 月底，上海无行文人×××因受鲁迅及左翼作家之揭发、批判，不甘失败，遂组织力量反攻，以《新时代月刊》社名义，邀请文艺界人士、大学文科教授举行“文艺座谈会”，并托人再三邀请暨南大学张凤教授及榆师出席。孰意×××于次日报刊上登载消息，谓出席“文艺座谈会”者皆系反攻鲁迅及左翼作家机关报《文艺座谈》之发起人。榆师对此极为气愤，晤及中文系曹聚仁教授时说：“‘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们再三叫我去谈谈，只吃了一些茶点，就算数了，我又出不起广告费’。我说：‘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人啦！’我幸而没有去吃茶，免于被强奸，遥领盛情，志此谢谢！”（聚仁：《“文艺座谈”遥领记》，转引自鲁迅《伪自由书·后记》）榆师极鄙视×××之为人，称之为堕落文人。×××曾以其“解放词”集《落花》寄赠，冀得榆师片言只语之褒，以为抬高其身份之资本。榆师洞烛其阴谋，置之不理。
榆师在暨南任教期间，患胃病甚重。讲课时常走出教室，呕吐胃酸、白沫。吐毕，复回教室继续讲课。非万不得已不请假。如请假，亦必将讲课笔记托其前期辅导之弟子抄于黑板上并稍作解释。
榆师在暨南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期间，由他推荐聘请来中文系任教或讲学者皆当时名流、学者、词人，如陈衍（石遗）师之讲座，易孺（大庵）师之歌词创作法，黄公渚（孝纾）师之《楚辞》、《杜诗》选讲，卢冀野（前）师之曲选、曹聚仁师之国学概论、穆木天师之东欧小说选讲。听讲者皆济济一堂。
榆师于 1933 年编《词学季刊》创刊号时，得扬州丁宁女士投寄之《念奴娇·题虞美人使西》、《凄凉犯》、《庆春泽慢》《望江南·题山水画册》等词稿，低回百折，凄沁心脾，虽抒写个人身世之悲哀，亦为对旧社会制度之血泪控诉；既具艺术价值，亦有社会意义，今之李易安也。榆师并亲往扬州相访，其爱才也如此！
榆师于一次诗词习作卷中，得同学俞令默女士之《清平乐》：
《蝶恋花·深宵见月》：
《七绝一首》：
令默女士家学渊源，才华盛茂，诗词功力甚深，置之宋以来闺秀词中，亦不多让。榆师批阅后，以卷示石承。石承除瓣香低首外，深庆天挺此才，将使师门词学能发扬光大。令默女士词作，后由榆师发表于《词学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不久，学校送验学生中学毕业证书，反动教育部有所推敲，校方不察，将按“部令”执行，石承得知，起谒榆师，商量挽救之策，榆师立即往见校长，提出人才难得，请收回成命。校长以“部令难违”，未允所请。令默女士出身名门，本人非仅冰雪聪明，而又好学不倦。对人彬彬有礼，面对浮滑之徒则冷若冰霜。于是被彼辈制造留言蜚语，谓其证书系赝品，为伪教育部所闻，遂有此项“部令”，令默女士遂离校。灯窗雨夕，每言及此事，辄与榆师叹息当时教育制度之腐朽，重文凭而不重真才实学，不胜感慨万端。
1935 年 3 月 8 日（旧历二月初四日），榆师赴吴兴城外七里之道场太坞山麓，参加朱丈彊村葬礼，并在墓前留影。
1935 年 9 月，何炳松先生任暨南大学校长，郑振铎先生为文学院院长，郑以榆师多病，遽发表教授一人代理系主任职务。榆师遂愤而辞职，改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任中文系主任兼词学教学工作。中文系同学闻讯，推代表向校方提出挽留，无效。举行惜别会，到会八十馀人。先由中文系同学代表致辞，提出校方不以学生学业为重，随意更换词坛素负盛名之主任，表示愤慨。继由榆师讲话，感情激动，声泪俱下，于是师生均大哭。于此可见榆师在学生中之声望与师生感情之亲密。
榆师于中秋前二日举室乘“海元”轮南行。行前填《水龙吟·赋示同学诸子》：
榆师行七，曾刻“龙七”小图章一方，常盖于词笺之末。榆师体质素弱，患胃溃疡，年深日久，稍一操劳，即大发。但以家庭负担至重：既迎养太老师进士居于沪寓，又因旧社会，人浮于事，弟兄辈多失业，生活之资，不得不仰给于榆师，因而力疾工作，写稿、编书，恒至深夜，健康日益亏损。师母又患高血压，亦以此未能经常就医。贫病交迫，个中情况又不便为外人道。南行后，经济情况仍未能有所好转。返沪后，上海又沦为孤岛，米珠薪桂，更无法支持。
抗战胜利后，榆师为保卫故宫博物馆珍贵文物，不致损失，造有详细清册，以便逐一点交。时“接收大员”向榆师索取若干珍贵文物，如允诺，另造清册，彼则于“接收报告”中表扬榆师保护文物有功，请反动政府有关部门予以奖励，并安排工作，否则祸在眉睫。榆师不考虑个人利害，断然予以拒绝，遂被陷害入狱，识者冤之。暨南大学外国语文系主任陈麟瑞老师曾领衔发动暨南校友、榆师朋辈等签名要求保释，无效。
1958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榆师校笺《东坡乐府笺》，书前有榆师于 1957 年 9 月所写之《序论》，客观评价苏词，极精确。新版并辑录《东坡词评》，以供研究者参考。校笺《东坡乐府》迄今为止仍为最佳本东坡词集。
（全文刊于《文教资料》1999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