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书习惯的养成

《苜蓿生涯过廿年》手稿照片

　　我是命中注定做教书匠的！自从二十岁那一年，由我那僻处湘赣交界的故乡（万载株潭）糊里糊涂的跑了出来，当初做着一名小学教师，渐渐升教中学，以至大学，整整二十二年，除了寒暑假之外，是不曾离开过教书生活的。国府还都的那年春季，我还在上海，担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和私立光华大学等处的教席。那时我的肠胃病害的不能起床，为着汪先生的特殊知遇，勉强扶病到了南京。中间隔了四五个月，不曾拈着粉笔，便有些“皇皇然若有所失”，好像老于兵间的宿将，骤然离开了那队伍，便有些不很自在似的。

　　说来惭愧！我虽然教书二十多年，好像小学生升学似的，一步一步的由小学升上去，忝做大学教授，不知不觉间也就十五年了！然而每一次学校里叫我填起履历来，我总是把出身一栏空着的。有许多朋友，看见我在学术界的交游方面，大多数是北大出身，或者是北大的老教授，如张孟劬、吴瞿安诸先生之类，硬派我做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在国府还都的那年，有一次，汪先生约我去吃饭，同席的有一位原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做教务长的王厦材先生，汪先生给我介绍，说王先生对他讲，和我是北大老同学，所以特地约到一块儿来谈谈。我当时怪难为情的，又不敢冒充，只得低声的向汪先生解释，大约是因为我有三个哥哥，叫做沐光、沐棠、沐仁的，都曾肄业北大，时间过得长远了，厦材先生或者记错了吧！区区原来自十四岁在故乡龙氏私立集义高等小学校毕业之后，就不曾升过学的！

　　我现在还时常感觉到，我的吃饭本领，那根基还是在那十三四岁时候打定的，而我的教书匠生涯，也就同时开始了！我的父亲，是贫苦出身的。中了光绪庚寅科的进士，和文芸阁、蔡孑民、董绶金诸先生同榜，后来做了二三十年的州县官，一直是清风两袖。现在虽然事隔四十馀年之久，而我在外面偶然遇着桐城人士，不拘老少，谈起来，差不多没有不知道“龙青天”的。我父亲自从辛亥革命那年，退居乡里，除了奉养我的八十多岁的老祖母外，就在离家二三里地的一座龙氏宗祠里，创办了那一所集义小学，所收的学生，大都是族人子弟，而我和我的几个堂兄弟，也就做了那学校里的基本队伍。那时同学们也有四五十个，除了另请一位教英算的先生外，其馀国文和历史等等，都是由我父亲教的。他老人家是最服膺孔老夫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那两句名言的。他教学生，相当的严厉。每天叫学生们手钞古文，以及《史记》列传，顾氏《方舆纪要》总序、《文选》、《杜诗》之类，每个学生都要整整的钞了几厚本，钞了便读，读了要背，直到颠来倒去，没有不能成诵的，方才罢手。一方面又叫学生们点读《通鉴》，每天下午，大家围坐起来，我父亲逐一发问，有点错句子，或解释不对的，立即加以纠正。一个星期之内，定要做两次文章。学生们做好之后，交给我父亲，详加批改，再叫学生站到案旁，当面解释一遍，又要学生拿去另誊清本，交出重阅。单说我个人，经过这一番严格训练，一年之后，便可洋洋洒洒的，提起笔来，写上一篇一两千字的很流畅的议论文。到了高小毕业，就学会了做骈文诗赋。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父亲叫同学们做一篇《苏武牧羊赋》，以“海上看羊十九年”为韵。我居然做了一篇仿佛《六朝唐赋》体格六七百字的东西，现在还记得“发馀几何，齿落八九”，那么两个警句。后来我在各级学校里，混了二十几年，虽然因为经验关系，或从时髦人物，得了些新的教授方法。可是要求国文的进步，还是免不得这句“熟则生巧”的老话，心手相应，意到笔随，我父亲当年教我的法门，总是终身吃着不尽的呢！

　　我生来就有一种自尊心，而且勇于负责的。自从五岁丧母之后，就跟着父亲。尤其在十岁那年，父亲弃官归里，从事小学教育之后，更是朝夕不离。我父亲对儿子，是有些溺爱的，常爱向亲戚朋友夸奖我，说我的诗文做得好，素来不骂我，打是更谈不上的了。我却并不因为父亲的溺爱，便放肆或偷懒起来，反而加倍努力，比人家进步得特别快些。有时候，我父亲因为有特别的事情，不能够到学校里来，我便招集同学们，团坐在一块，温起书来，背的背，讲的讲，俨然代表执行着我父亲的职务。后来我父亲索性叫我帮着改文，事实上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俨然做起助教来了。

　　我在高小毕业之后，便抱着一种雄心，想不经过中学和大学预科的阶段，一直跳到北大本科国文系去。那时我有一个堂兄名叫沐光的，在北大国文系肄业，一个胞兄名叫沐棠的，在北大法科肄业。他们两个，都和北大那时最有权威的教授黄季刚先生很要好。每次暑假回家，总是把黄先生编的讲义，如《文字学》、《广韵学》、《文心雕龙札记》之类，带给我看。我最初治学的门径，间接是从北大国文系得来，这是无庸否认的。我那堂兄还把我的文章带给黄先生看，黄先生加了一些奖诱的好评，寄还给我，并且答应帮忙我，直接往入北大本科。后来我在十七岁的那一年，生了一场大病，几乎一命呜呼。我另有一个堂兄名叫沐仁的，就靠黄先生的介绍，不曾经过预科的阶段，直接进了北大国文系。等我病体回复健康，黄先生在北大，也被人家排挤，脱离他往了。我的父亲因为供给三个子姪的学费，和几十口的大家庭生活，积年薪俸所入，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我只好打消这升学北大的念头，努力在家自修，梦想做一个高尚的“名士”。到了将近二十岁的时候，我的胞兄沐棠，在北京教育部死了！我也结婚多年了——我的家乡是喜欢替儿女早完婚嫁的，我也不能例外——觉着躲在乡间，不是道理，而那时的国立大学，渐渐对于审查资格，严格起来，“只看衣衫不看人”，也只好随他去了。后来终于得了父亲的允许，勉强凑了些费用，由堂兄沐光的介绍，到了武昌，拜在黄先生的门下，学些音韵学。那时黄先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改称武昌师范大学，再改武汉大学）教书，我也偶然跟着他去旁听，一方面教他的第二个儿子名叫念田的读《论语》。黄先生除声韵文字之学致力最深外，对于做诗填词，也是喜欢的。他替我特地评点过一本《梦窗四稿》。我后来到上海，得着朱彊村先生的鼓励，专从词的一方面努力，这动机还是由黄先生触发的。我在黄先生家里，住不到半年，一面做学生，一面做先生，也颇觉着称心如意。我还记得，我在过二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正是暮春天气。悄悄的一个人，跑到黄鹤楼上，泡了一壶清茶，望着黄流滚滚的长江，隔着人烟稠密的汉阳汉口，风帆如织，烟树低迷，不觉胸襟为之开展，慨然有澄清之志。照了一张纪念相，做了几首歪诗，现在早已不知散在那里去了！过了不久，不幸王占元的部下，在武昌闹起兵变来，我跟着黄先生和高师的同学们，逃奔到城外的长春观，再转到汉口。这次兵变平息，恰好我家仅馀的些少资本，做点夏布生意，又被驻到汉口的经理人耗蚀完了！那时恰值暑假，黄先生带着我到苏扬各地，玩了一番，我就卷了铺盖，挟着几本用过苦功的书籍，回到家乡吃老米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