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出茅庐的挫逆

　　民国十一年的春季，我的妻闹着要回九江娘家去。那时她已养了一男一女，住在乡间有些厌烦了。她的父亲陈古渔先生，是前清最末一科的进士，和我的父亲，一同在湖北做知县。这门亲事，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说合的。我在旧历的新年，带着妻儿到了九江，住了不久，就向我岳父借了五十圆的旅费，溜到上海，正式开始我那“糊口四方”的生活了！我的父亲虽然做了几十年的清官，也曾被两湖总督张文襄公派到日本去考察过，一时名辈，如吴挚甫（汝纶）、赵巳山（尔巽）^[1]诸先生，都很赞许。可是他老人家生性骨鲠，素来不喜应酬。尤其在归隐以后，十几年来，差不多与世相遗了。所以我跑到上海，找不着^[2]一个和我父亲有关系而在社会上有些声望的人物来。赤手空拳的，一个初出茅庐的乡下人，混进这个五方杂处的洋场里去，真有“前路茫茫，望洋兴叹”之感，那里还会有我这乡下佬托身之地呢？我寄住在法租界一家同乡开设的夏布庄的一间搁楼里，仅得一榻之地，一线之光，偶然想起陶渊明先生“审容膝之易安”的句子来，不禁有些“毛骨悚然，汗流浃背”。幸亏那夏布庄主人柳馀甫先生，和我家有些瓜葛，而且在同乡的商人里面，是最喜欢帮助斯文人的。我得着他的照顾，吃饭还没有问题，可是我素来是不惯“素食”的，——这是《诗经》里面所说的“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的素食，不是素菜馆如功德林、觉园等所办的素食。——到底怎样去谋职业呢？我开始向报馆去投稿，做了一首讽刺时事的七言古体诗，侥幸的被新闻报副刊主笔看上眼了，把它登了出来。过了些时，我的新认识的一位漂流在外的同乡朋友柯一岑先生（他也是改名换姓，糊里糊涂溜到上海滩上来的，等到出了头之后，才恢复本姓叫郭一岑）正在《时事新报馆》，主编《学灯》，和上海方面的文化教育界有些交谊，就把我介绍到北四川路横滨桥的一家神州女学里去教书。我教的是高小最高年级的两班国文，满堂的“吴侬软语”的女孩子，看学校里请了这样一位身穿蓝布长衫——我这蓝布长衫，直到现在，还是喜欢穿的。后来惹出了许多有趣味的故事，待我慢慢的再讲。阅者如不相信，请到我的寓所，参观十年前徐悲鸿先生替我画的受砚图，和最近方君璧女士替我画的彊村授砚图，就可恍然我是“说老实话”的人了——头发长得很长，不修边幅，而带着几分土气息的国文先生来，就有些“窃窃私语”，这个我是心里明白的。那时的待遇，是月薪大洋二十八圆，每天由学校里供一顿中饭，因为上下午都有课的。我天天都是破晓起身，吃了几根油条，就在夏布庄走到外摆渡桥，趁三等电车到神州女学去，勉强维持了一个多月。终于学生们向当局提出抗议来了，说是龙先生的学问，虽然不错，可是我们大家听不懂他的话。——其实这一层，我倒是托天之福，我的嘴巴是天叫我吃四方的。虽然不能操着各省的方言，可是一出门来，我的普通话就说的相当好，人家猜不着我是“江西老表”呢。——教务主任谢六逸先生，弄得没有办法，我也只好知难而退，让给谢主任自己去兼了。说起这个女学，是由张默君女士创办的，她虽然担任着校长，我可不曾见过她一面。后来她和考试院副院长邵冀如先生结了婚，她自己仿佛也在做着立法委员，在南京 玄武门内建筑了一座“美轮美奂”，富丽如宫殿的“梦笔生花馆”。区区侥幸在上海做了几年大学教授，春假到南京去拜访她，承蒙她们贤伉俪殷勤招待，叨扰了几次盛筵，我笑着对邵夫人——这是用司马迁作《史记》的笔法，这称呼是应该如此的——说：“张校长！我是你十年前的旧属呢！”

　　一岑看见我又失了业，说我不是教小学的材料，因为上海滩上的小学生，大多数是操吴语或粤语的。后来他又把我介绍给××高级商业学校的校长×××博士。×博士是相当有名的人物，可是那学校早就名符其实的有些商业化，对于聘请教员，是要看货色的。他向介绍人要求叫我写一封很长的信，把我教国文的方法和主张说出来给他做参考。我也心里明白，这明明是考试先生，便有些不耐烦，可是回头一想，西楚霸王兵败乌江，“尚何面目以见江东父老”的话，与其回到故乡，受邻里戚党的暗嘲热讽，倒不如硬着头皮在外边乱撞，偶然丢一两回丑，也算不了什么了不得的事。古人说：“富贵归故乡”。读者诸君，须要切记。假如你也是和我一样冒冒失失跑到外地谋生活的人，倘是不能够扬眉吐气的话，那你宁肯饿死在马路上，千万不要回到本乡本土去，受人家的奚落。我们乡里有句俗话，叫做“近处菩萨远处灵”，我就抓住这句名言，做我立身处世的唯一方针呢！我那时思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信口开河的胡诌出一大篇道理来，寄给那位博士校长，侥幸他认为合格了。可是要等到暑假招生之后，看看是不是“生意兴隆”，才来招聘我去担任些钟点。这我可忍耐不住，想起黔娄不食“嗟来之食”，我家里还有老米饭，那个高兴来弄这种“生意经”呢？我就拂衣而去，一溜烟的又离开这个滑头社会，溯江西上了！

　　路过九江，上了岸，到岳家去，看了一看我的儿女，在江边的客栈里住了一宵，第二天又搭轮船到了汉口。立即过江到武昌黄土坡，去看黄先生。黄先生的脾气，我想大家都晓得的，却是对我这个受业不到四个月的门生，特别的好。他知道我的家境中落了，在上海又“铩羽而归”，正陷在“进退维谷”的境地，登时叫他的侄儿叫耀先哥的（他名叫黄焯，后来在中央大学，做了十多年的助教，听说现在在四川国立某大学做教授，已经好多年了）把我的行李搬到他家里去住，说不定要替我设法，找个中学教员的位置。果然不到几天，那私立中华大学的校长陈时先生，就送了一封聘书来。那聘书上载明教授附中的国文，月薪四十八吊。我因为黄先生的好意，而且我的教书经历，总算升格了，所以我也不去计较待遇的厚薄，就把聘书收下来了。到了秋季开学，我为着上课的便利，搬到一家公寓里住着，但离学校还是相当的远。我每天清早，走到附近的小店，坐到长板凳上，买了几根油条，（那时候的大饼油条，是便宜不过的，拉黄包车的，拿了几十文钱，要吃它一个饱。却不料二十年之后，一个国立大学教授，兼着简任一级的官员，每天早上要多吃几根油条，连着儿女一道吃，就非大大的加以节制不可，唉！）和一大碗滚开水，解决了肚子里的饥饿，挟着那讨饭袋——教授皮包——翻过蛇山，走到那个学校里上课去。那间教室，大概是向什么古庙里借来的，装着几扇木槅纸糊的门窗，地面一高一低的。那临时用几条木板拼搭起来的讲台，我踏上去几乎跌了个倒栽葱，引得哄堂大笑。可是你倒不要藐视了这一班学生老爷们，他们虽不像上海那批小姐们的摩登，可是一样的会向新来的先生捣乱，照例的说听不懂我的话。那我可有些冒火了，我当时毫不客气的“赫然震怒”，把这批学生当面教训了一番。我说：“我从小就生长在你们湖北的，我也会讲湖北话。难道你这批湖北人，都学了洋话，连本省的话都听不惯了吗？”刁顽的学生，只有严厉的对付他们，才会俯首帖耳来听呼唤的。果然被我骂得一声不响了。我忿忿的出了教室，跑回公寓里，把那捞什子的聘书，叫人退回学校里去，一面向黄先生道谢，说是我不适宜于教书的，这回决定回到老家，“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去了。结果陈校长屈尊跑到我的寓所来，并且带着两名学生代表，向我赔罪，我才息了怒，答应着继续教他们的书。武汉的天气，是比较冷的。我住在那家公寓里，一间仅容一床一桌的屋子，地板和窗子都是破烂不堪的。隔着板壁的芳邻，据说大半是些丘九老爷，白天他们到学校上课去，倒还觉得静悄悄的。一到了上灯时分，可就“胡笳互动，牧马悲鸣”似的，胡琴马将的声音，杂然并作，一直闹到深更半夜，我倒佩服他们的精神真不错呢！那是“穷秋九月”的季节，瑟瑟的酸风，从破纸窗子不断的侵袭进来，我的身体素来是单薄的，就有些抵挡不住。我可相信精神是能够克服一切的。闹的尽管他闹，吹的尽管它吹，我对着一盏煤油灯，踏着窸窒作声的地板，用那蝇头般的小字，批校我那部石印本的《昭明文选》（这部书我是常常携在身边，作为第一年正式教书的纪念品），有时也会拍着破桌子，哼些诗词，恰和老杜的“青灯无语伴微吟”，仿佛有了相同之感。这生活过了三个多月，就到寒假了。我因为我的妻儿，在娘家过年，有些不便——九江的乡俗，是不准出嫁了的女儿在家过年的，女婿和外甥是更不销说的了——就把她们接回老家去。我在外面混了一年，受了许多的挫折，也就有些心灰意懒，我的父亲也曾叫我暂在家里住下，犯不着这般的做，横着家里老米饭还有得吃呢！我打定了主意，就写信给黄先生，把中华附中的教席，婉辞推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