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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言诗出于汉代之歌谣，久乃脱离音乐，而为文人发抒情感之重要体制。其起源不可详考，以意测之，其《诗经》与《楚辞》合流后之自然产物乎？钟嵘谓：“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诗品》）而世传苏、李赠答之诗，刘勰已疑之（说详《文心雕龙·明诗》）。至《古诗十九首》，徐陵《玉台新咏》著录其中八首为枚乘作，李善注《文选》，亦谓：“疑不能明。”近人辩证甚多，“此体之兴，必不在景武之世”（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殆已成定谳矣。
汉乐府如《清商曲》中之《饮马行》，《杂曲》中之《冉冉孤生竹行》，多用五言，而不详其年代。惟《汉书·五行志》所载成帝时童谣：
足为五言诗产生于西汉时之证。比采而推，则汉乐府中之《清商曲辞》，未必悉为东汉作品。又《汉书》载永始元延间（成帝时）《尹赏歌》：
《后汉书》载光武时《凉州歌》（琴按：“冀府寺”，原书作“冀府奇”，依《后汉书》改）：
并为不知名之作者所为，而适足证明西汉末年，为五言诗之草创时代（参看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其时虽未为文人所采用，而其体已大行于民间。至东汉则有班固（字孟坚，扶风人）之《咏史》、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之《翠鸟》、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之《赠妇》、郦炎（字文胜，范阳人）之《见志》，并以五言为诗；而蔡琰（字文姬，邕女）没于匈奴，备遭丧乱流离之惨，还国之后，作《悲愤》以写经历情形，为长五百馀字之叙事诗，语多沉痛。五言诗之进展，得此女作家，以下开建安之盛，亦至堪夸耀之事已。
七言诗之起源，旧说谓始于汉武帝时之《柏梁联句》，顾炎武已驳斥之（说详《日知录》二一）。汉初好楚声，楚歌多七字为句；如项羽之《垓下歌》，高祖之《大风歌》，苟去其“兮”字，或易“兮”字为他字，即成七言诗体；而其演变之迹，可于张衡（字平子，南阳人）之《四愁》觇之：
至魏文帝之《燕歌行》，则脱尽楚调，而七言诗之体格，乃纯粹独立。五七言诗之发展，盖以建安之际，为最大枢纽矣。
建安（汉献帝年号）之世，曹氏父子（武帝操字孟德，文帝丕字子桓）并好文学；而又有孔融（字文举，鲁国人）、陈琳（字孔璋，广陵人）、王粲（字仲宣，山阳人）、徐干（字伟长，北海人）、阮瑀（字元瑜，陈留人）、应玚（字仲琏，汝南人）、刘桢（字公干，东平人），号称“建安七子”，为之辅翼；追随谈䜩，饮酒赋诗，相互观摩，而专家以出。武帝英雄本色，气韵沉雄；文帝婉约风流，稍欠魄力；三曹之杰，端推陈王（曹植字子建）。七子之中，文帝独称刘桢，谓“其五言诗妙绝当时”（《魏志》注引丕与吴质书），后世遂以桢与陈王并称，有“曹刘”之目。实则差堪与陈王比肩者，惟一王粲。粲之《七哀诗》：
实开杜甫一派伤乱诗之先路。次则陈琳之《饮马长城窟行》：
激昂沉痛，亦为唐人新乐府导其先河。至陈王以贵公子见忌于兄（丕），远徙他乡，郁郁以死。其天才超绝，而处境不堪，发为诗歌，缠绵悱恻，其代表作如《赠白马王彪》一首，尤极千回百折，抑掩悲凉之致。五言诗至此，已渐造极登峰。钟嵘评为“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不为溢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