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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安而后，宋齐以还，为五言诗之极盛时期。综其源流，约有四变。
当魏晋易代之际，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自放于酒，猖狂忧愤，一发于五言诗。作《咏怀》八十馀篇，或悼宗国将亡，权奸得志；或直抒己志，慷慨自伤（说详陈沆《诗比兴笺》）。特以“身事乱朝，常恐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事在刺讥，而文多隐避”（颜延年《咏怀诗注》）。然其悲壮热烈之抱负，固自充溢于字里行间。例如：
风骨高骞，旷世无匹！元好问称其“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论诗绝句》）。可想其权奇磊落之韵度，又不仅“阮旨遥深”（《文心雕龙》）而已。
魏代玄学盛行，影响及于文学。刘勰所谓：“正始（《魏志》：“齐王芳改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文心雕龙·明诗》）流波所被，两晋犹扇玄风，竞为说理之诗，绝少抒情之作。所谓“太康（晋武帝年号）文学”之代表作者，“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时所称，然视阮籍《咏怀》，皆望尘莫及。东晋惟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伏清刚之气，郭璞（字景纯，河东人）用俊上之才，一扫虚谈，卓然有所建树。然总论晋代诗坛，终以“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品》）者，为占最多数矣。
晋宋之间，得一陶潜（字渊明，浔阳紫桑人），为诗家开田园一派，钟嵘《诗品》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然陶诗亦分冲淡悲愤二种，如《读山海经》之类，大抵寄慨无端，所谓“定哀微词，庄辛隐语”（《诗比兴笺》），与嗣宗《咏怀》，同其旨趣。特影响后来最大者，厥惟田园寄兴之作耳。兹举《饮酒》一首如下：
后来如唐之韦应物、储光羲，宋之苏轼辈，皆心摹手追，而不能几及。信乎其高旷之怀，渺不可攀矣！
降逮宋氏，颜（延之字延年，琅琊临沂人）谢（灵运，陈郡阳夏人）腾声。钟嵘《诗品》称：“元嘉（宋武帝年号）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曹植）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阳（张协）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近人论诗，有元祐、元和、元嘉三关之说（沈曾植与金蓉镜书，见《东方杂志》所载王蘧常著《沈寐叟先生年谱》），而元嘉之代表作者为颜谢。汤惠休尝评二家诗云“谢诗如出水芙蓉，颜诗似镂金错采”；沈约亦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然二家皆工于纂组，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者，灵运犹不足以当之。惟诗至元嘉，玄风渐歇；钟嵘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诗品》）；灵运实开诗界模山范水之宗；虽有时兼谈玄理，而刻画自然景象者，实占多数，此五言诗之一大变也。后来写景之作，皆不能出其范围。继灵运而起者，有鲍照（字明远）、谢惠连（灵运族弟），而照尝拟古乐府，甚遒丽，亦“善制形容写物之词”（《诗品》），杜甫所称“俊逸鲍参军”也。南齐谢眺（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善为写景之诗，与灵运同称“二谢”。兹为各举一首，以见二家之风格。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谢灵运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谢朓
自汉末至此，五言诗之进展，举凡抒情、说理、田园、山水之作，无不灿然大备。迨齐、梁新体诗出，而古意荡然；沈约、王融，倡声病之说，遂启律诗之渐。所谓五言古体诗，乃暂消歇于宋齐之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