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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诗”称“近体诗”，又称“今体诗”，盖与“古体”为对待名词；萌蘖于齐、梁，而大成于唐之沈（佺期）、宋（之问）。其体严对偶，拘平仄，有一定之法式，不可或逾。有谐协之音，与整齐之美，于诗歌为一变革；而不善者为之，往往流于平板庸腐；此其得失利病之大较也。
世称“永明（齐武帝年号）文学”，应用四声八病之说，以制诗歌；而竟陵王子良（武帝子）实为提奖。所谓“竟陵八友”（萧衍、王融、谢朓、任昉、陆倕、范云、萧琛），多数研钻声律，而尤以沈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王融（字元长，琅琊临沂人）世为甚。《南齐书·陆厥传》称：“约等文（当时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此体之兴，据钟嵘称：“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诗品》）嵘虽持反对之论，而当时风气所趋，终于造成新局。王、沈之作，虽尚不能称为后来之所谓“律诗”，而已规模略具；例如王融之《萧谘议西上夜集》）；
平仄对偶，皆渐趋严谨；所异于“律诗”者，惟多至十句，及“失黏格”耳。
梁武帝（萧衍）虽不遵用四声（帝问周捨曰：“何谓四声？”捨曰：“天子圣哲是也。”），而笃好文学；其子简文帝、元帝，皆喜为轻艳之词，当时号为“宫体”；而精研律切，俨然律体之先。如简文《折杨柳》，五言八句，其中“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直“律诗”之佳联。嗣是何逊（字仲言，东海剡人）、吴均（字叔痒，吴兴人）、王筠（字元礼，琅琊临沂人）、柳恽、庾肩吾之徒，莫不闻风兴起，争为啴缓。逊诗尤近唐人律体。如所作《慈姥矶》：
几与初唐人格调无殊。齐代阴铿（字子坚），与逊齐名；杜甫所谓“颇学阴何苦用心”，可想见其句律之精警。此外如江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人）、张正见（字见颐，清河东武城人）、徐陵（字孝穆，东海剡人），及北周之庾信（字子山，南阳新野人，肩吾子）、王褒（字子渊，琅琊临沂人），隋之薛道衡（字元聊，河东汾阴人）、虞世基（字茂世，会稽馀姚人）等，皆为“律诗”进展历程中之主要人物；而以庾信为之魁；杜甫称之曰：“清新庾开府”，又曰：“庾信文章老更成。”结齐梁新体之局，而下开唐人律诗之盛，庾信为承先启后之诗杰矣。兹录咏怀一首为例：
唐初承陈隋旧习，旋有“上官体”与“四杰体”之产生。上官仪（字游龙，陕州陕人）为诗，绮错婉媚，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仪标“六对”之说，所谓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说详《诗苑类格》，引见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其女孙婉儿继之，对法益精，因以促成“律诗”之建立。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杨炯（华阴人）、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骆宾王（义乌人），号“初唐四杰”，王世贞称其“词旨华丽，固缘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艺苑危言》）。宾王有《在狱咏蝉》：
兴寄遥深，属对工切。盖律诗至此，已渐臻成熟之境，风骨亦视齐梁为高矣。
迨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宋之问（字延清，虢州弘农人）出，承沈约、庾信之馀波，“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全唐诗话》），而律诗乃正式成立。独孤及称之曰：“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始备。”沈宋之外，又辅之以杜审言（字必简，襄州襄阳人），学者宗之，而律诗遂风靡一世矣。兹举沈、宋诗各一首以示例：
《古意呈补阙乔知之》沈佺期
《度大庾岭》宋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