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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才思，多耗于八股文；虽偶以诗词相标榜，都成“强弩之末”。惟于南北曲，承元季遗风，作者繁兴，号称极盛。除杂剧、传奇外，散曲亦多专家。盖自元以来，即以散曲为乐府，亦称“填词”；宋人歌词之法不传，而南北曲则盛行于明代；故文人学士，咸乐倚其声而为之制词也。
王骥德历述明代散曲作家云：“近之为词（即散曲）者，北调则关中康状元对山、王太史渼陂，蜀则杨状元升庵，金陵则陈太史石亭、胡太史秋宇、徐山人髯仙，山东则李尚宝国华、冯别驾海浮，山西则常廷评楼居，维扬则王山人西楼，济南则王邑佐舜耕，吴中则杨仪部南峰。康富而芜，王艳而整，杨俊而葩，陈、胡爽而放，徐畅而未汰，李豪而率，冯才气勃勃，时见纰颣，常多侠而寡驯，西楼工短调，翩翩都雅，舜耕多近人情，兼善谐谑，杨较粗莽；诸君子间作南调，则皆非当家也。南则金陵陈大声、金在衡，武林沈青门，吴唐伯虎、祝希哲、梁伯龙，而陈、梁最著。唐、金、沈小令并斐宜有致，祝小令亦佳，长则草草，陈、梁多大套，颇著才情，然多俗意陈语，伯仲间耳。”（《曲律·杂论》）此所举诸家，其集或传或不传；而工北调者十九皆北人，南调则皆出于苏、浙；其受音乐影响，较然可知。沈德符称：“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顾曲杂言》）徐渭又言：“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馀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南词叙录》）明代诸家之散曲，虽歌唱用何腔，不易一一详考；而其与音乐关系，不可忽也。
明代昆腔未起以前，北曲为盛。徐渭所谓：“辽金北鄙杀伐之音，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弦管，南人亦遂尚此。”（《南词叙录》）其风盖至明初犹未稍杀也。渭又言：“本朝北曲，推周宪王、谷子敬、刘东生，近有王检讨、康状元。”周宪王《诚斋乐府》，散套至多，而文字端谨，鲜有独到处。明人北调，要推康海（字德涵，号对山，武功人）、王九思（字敬夫，号渼陂，鄠县人）、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胡汝嘉（字懋礼，号秋宇，金陵人）、冯惟敏（字汝行，号海浮，临朐人）、常伦（字明卿，号楼居，沁水人）、王磐（字鸿渐，号西楼，高邮人）、王田（字舜耕，济南人）、杨循吉（字君谦，号南峰，吴县人）诸家，而康海、王九思、冯惟敏、王磐四家，最为杰出。
康、王在弘治、正德间，以散曲并称，为北方代表人物。而世多抑康而扬王。王骥德称：“对山亦忤于时，放情自废，与渼陂皆以声乐相尚，彼此酬和不辍。康所作尤多，非不莽具才气；然喜生造，喜堆积，喜多用老生语，不得与王并驱。”（《曲律杂论》）王世贞亦极推服九思，以为“其秀丽雄爽，康大不如也。评者以敬夫声价，不在关汉卿、马东篱下”（《艺苑卮言》）。要之二家之作，皆极豪爽，表现北人性格。南人爱酝藉，重藻饰，致有“直足粗豪，原非本色”（《曲律》）之讥，要不足据为定论也。
康氏《沜东乐府》，用本色为豪放，摆脱明初阘茸之习（任讷说），有振衰起废之功。其自序标出北曲之长，为“慷慨”，为“朴实”；其自作亦充分表现其牢落不平之气。例如《归田喜述》一套：
九思，嘉靖初犹在，所为《碧山乐府》，于雄爽中时有“翩翩佳致”（《衡曲麈谭》）。其豪放苍莽之作，与康氏固势均力敌，未容轩轾于其间也。例如《水仙子》：
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小令、散套，皆喜用俗语俚言，而以苍莽雄直之气行之；其魄力之大，殆可凌驾康、王；而王骥德诋其“直是粗豪，原非本色”，殊不可解。冯氏散曲，包罗万有，颇似词家之辛弃疾。其诙谐玩世之作，本色语尤多；其激壮苍凉处，读之又能使人神往；所谓“豪辣灏烂”之境，冯氏差足当之矣。节录《徐我亭归田》大令（冯集称套数为大令）之前三段，以见一斑：
王磐生富室，独厌绮丽之习，雅好古文词（《尧山堂外纪》）。王骥德称其散曲为北词之冠，谓其“俊艳工炼，字字精琢，惜不见长篇”（《曲律》）。磐善诙谐，兼工讽刺；虽同用北调，而作风与上述三家，截然不同；在元人中，于乔、张为之。江盈科谓其“材料取诸眼前，句调得诸口头。其视匠心学古，艰难苦涩者，真不啻啖哀家梨也”（《雪涛诗话》）。录《满庭芳》“失鸡”一段：
上述四家，在明曲北调中，分据文坛，足以领袖一代。此外如常伦之悲壮艳丽，风格在康、王间。杨循吉以吴人而为北调，亦复潇洒有致。杨慎夫妇，并工散曲。《衡曲麈谭》称：“杨升庵颇有才情，所著《陶情乐府》，流脍人口。但杨本蜀人，调不甚谐，而摘句多佳。杨夫人亦饶才学，最佳者如《黄莺儿》‘积雨酿轻寒’一曲，字字绝佳。杨别和三词，俱不能胜，固奇品也。”慎父廷和，有散曲集名《乐府遗音》，风调近张养浩《云庄休居乐府》。是杨氏父子夫妇，直以散曲世其家矣。录杨夫人《黄莺儿》“雨中遣怀”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