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兴于唐，流衍于五代，而极盛于宋。唐宋人词，以协律为主，其所依声谱为寻常坊曲所共肄习。文人寄兴，酒边命笔，红牙铁板，固可一一按拍而歌也。宋南渡后，大晟遗谱，荡为飞灰，名妓才人，流离转徙，北曲兴而南词渐为士大夫家所独赏，一时豪俊如范成大、张镃之属，并家畜声妓，或别创新声，若姜夔之自度曲，其尤著者也。嗣是歌词日趋于典雅，乃渐与民间流行之乐曲背道而驰，骎衍为长短不葺之诗，而益相高于辞采意格，所谓“词至南宋而遂深”，实由于是。且自苏轼作为横放杰出之词，以发抒其性情襟抱，于是作者个性，益充溢乎字里行间。姜夔以隽上之才，运清刚之笔，兼通音律，卓然以自名家。二派分流，千秋竞爽。明乎苏、姜各擅其胜，不妨脱离乐曲，而自成其为富于音乐性之新体律诗，持此以衡宋、元以后之词，而其起伏盛衰之故，可得而知也。元、明词学中衰，文人弄笔，既相率入于新兴南北曲之小令、散套，以蕲能被管弦，其自写性灵，则仍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相尚，于是词之音节，既无所究心，意格卑靡，亦至明而极矣。夫所谓意格，恒视作者之性情襟抱，与其身世之感，以为转移。三百年来，屡经剧变，文坛豪杰之士，所有幽忧愤悱缠绵芳洁之情，不能无所寄托，乃复取沉晦已久之词体，而相习用之，风气既开，兹学遂呈中兴之象。明、清易代之际，江山文藻，不无故国之思，虽音节间有未谐，而意境特胜。迨朱、陈二氏出，衍苏、辛、姜、张之坠绪，而分道扬镳。康、乾之间，海内词坛，几全为二家所笼罩。彝尊倡导尤力，自所辑《词综》行世，遂开浙西词派之宗，所谓“家白石而户玉田”，亦见其风靡之盛矣。末流渐入于枯寂，于是张惠言兄弟起而振之，别辑《词选》一书，以尊词体，拟之“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周济继兴，益畅其说，复撰《词辨》及《宋四家词选》以为圭臬，而常州词派以成。终清之世，两派迭兴，而常州一派，乃由江、浙而远被岭南，晚近词家如王、朱、况、陈[1]之辈，固皆沿张、周之途辙，而发扬光大，以自抒其身世之悲者也。然则词学中兴之业，实肇端于明季陈子龙、王夫之、屈大均诸氏，而极其致于晚清诸老，馀波至于今日，犹未全绝。论近三百年词者，固当以意格为主，不得以其不复能被管弦而有所轩轾也。物穷则变，来者难诬，因革损益，期诸后起。继此有作，其或别创新声，以鸣此旷古未有之变局[2]乎？是固非区区之所逆料，而三百年来词坛盛衰之故，与世运为倚伏，盖庶几于此帙觇之矣。一九四八年，季春之月，忍寒居士书于金陵病榻。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重订付印。
心缘物感，情随事迁，风气转移，胥关世运。然而因革损益之故，固自有其消息可参也。喜见河清，境皆新辟。旧时选本，已多不适于来者之要求。颇思更就唐宋以来，迄于近代，别选长短句歌词二三百首，略加铨释，藉供借镜。而有怀未就，渐疚滋深。闲尝得句云：“要将填海移山志，迸作锵金戛玉声。”倘为读吾两种旧选者所共策乎？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日，重校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