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施老蛰存交给我一部《同声月刊》，嘱我将有关词学的文章汇集编目，于是我就有了机会将父亲在 1940—1945 年间主编的这一刊物通览一遍。
题名《寒蛩碎语》的一篇短文引起了我的好奇。卒读之后，我意外地发现，这篇署名“俞耿”不过三四百字的小文竟是我父亲所作。（按：在此以前，大姐顺宜虽旧病缠绵、目疾近盲，仍竭尽心力收集父亲遗文，《寒蛩碎语》惜因非父亲惯用署名而被遗漏）
往事历历，感慨万千。
1940 年 4 月中，父亲“因着种种因缘”［《苜蓿生涯过廿年》（原刊《古今》半月刊，1943）］，扶病来到南京，但“到了南京之后，所见所闻，触目惊心，悲恨交集”。“……情况实在太糟糕了，哪里谈得上争回权利，拯救人民？”（按：1940 年初春，双照楼主人汪精卫氏曾说：“国土快要被蒋介石丢光了，我们应该尽可能争回一些权利，拯救人民。”父亲当时惑于此言，“还唯恐他会被日本人利用作傀儡，要他当心不要上日本人的当。”）父亲失望之馀，辞职未成，“正在彷徨苦闷中，恰值（南京）中央大学开学”，父亲就“应聘担任教授，同时创办了《同声月刊》，藉教书和看稿子来排遣精神上不可解决的矛盾和苦闷”［《自传》（1951.8.22 未刊稿，现存上海音乐学院）］。刊于《同声月刊》创刊号（1940 年 12 月 20 日出版）上的《寒蛩碎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父亲心情的确切反映。
1936 年秋，我们一家由广州北返上海，先赁居于极司非而路康家桥廿一坊二号，1937 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家又移居极司非而路元善里三十七号，极司非而路即当年所谓的“越界筑路”。（按：后改为“梵皇渡路”，今为“万航渡路”）父亲“常想到后方去，终因家室之累，一直在这‘孤岛’上耽搁下来”［《自传》（1951.8.22 未刊稿，现存上海音乐学院）］。他不能如鸿雁鸥鹭，自在地南来北去，只能每天走过这条路，奔波于市区数所学校教书，养家糊口。我们姐弟兄妹，每天虽也走过同一条路到静安寺附近学校读书，年幼的中小学生又怎能理解父亲当年承担的生活重担和精神压力？“每念河山残破，满目疮痍，……”却未能稍尽心力，报效祖国，以至忧心如焚，白发横生，这是何等的沉痛心情！当然，父亲渴求报效之殷切，也就不言而喻了。
父亲在短文中，着重谈了对岳飞《小重山》词的感受体会，以为沉郁凄壮，远胜于世所传诵的《满江红》词。接着却以嬉戏口吻，“戏为作一转语”，似乎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如检读《历代诗馀》卷一百十七所引陈郁《藏一话腴》的以下数语：
就能体会到，在当时形势下，父亲是以很大的勇气和决心，隐晦曲折地表达他“相信一定还有知音并且等待知音到来”的这一信念。
皇天不负有心人，父亲的一番苦心未付东流，知音终于找上门来了。《寒蛩碎语》刊出一年多以后，父亲“已和抗日力量取得联系”，从此开始了策反伪军的秘密工作。
（全文刊于《文教资料》1999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