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 11 月，我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成立于上海，教务主任萧友梅博士聘请当年在北京合作歌曲的“大庵居士”易韦斋先生（1874—1941）担任文学和诗歌教师。易先生以诗歌、书画和篆刻名世，为人风流潇洒，受聘后常常不经请假，就跑到杭州去徜徉于山水之间。萧先生办学最为严格认真，当然容不得他擅离职守，置学生学业于不顾。那时（1928 年秋）吾师龙榆生先生刚刚离开厦门集美中学，转任上海暨南大学讲师。萧先生就委托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陈钟凡先生商请榆师去代易先生的课。榆师慨然应允，从 1928 年秋到 1940 年春在国立音乐院（1929 年 9 月改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兼课十二年，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
榆师在国立音乐院代课不到半年，易先生忽然从杭州回到上海，但仍时来时去，居无定所。他经萧先生的介绍，和榆师结交为亲密朋友，并不因榆师“抢”他的“饭碗”而心存芥蒂。易先生在生活上落拓不羁，填起词来却严守格律，不但拘泥于四声清浊，连虚字、实字和句法结构都一笔不苟，不肯变通，自称是“百涩词心不要通”。榆师则一贯倾向于豪放不羁的苏辛词派，走的路子和他完全不同。两人论词时有争执，但仍经常有诗词酬答，保持着亲密的友谊；直到易先生死后三年，榆师写《乐坛怀旧录》，还引了一首他的诗：
榆师在音专教课，十分认真负责。音专同学很少对诗词发生兴趣，榆师循循善诱，培养出了不少能写诗词的学生。早期学生刘雪庵就是在榆师栽培下，擅长作词兼作曲的多才多艺的学生。我也是在榆师的栽培下，粗通写作诗词的门径的。那时榆师很注意新体歌词的创作，提倡突破旧诗词的格律，用通俗易懂的诗歌语言、平仄通协、适于谱曲的自由长短句写作歌词。在 1929 年 7 月 1 日出版的国立音乐院院刊第三号上，榆师发表了《山桃》、《苦雨》、《宿秀峰寺》、《病起移居真如》等四首诗，题作《花雨楼诗稿》，形式上虽是旧体诗，而诗歌语言淳朴清新、富于新意，已对旧诗有所突破。在 1931 年 3 月出版的国立音专校刊《音》第 12 期上，他又发表了称为“歌材”的一系列新体诗歌，如《好春光》、《眠歌》、《赶快去吧》、《蛙语》、《喜新晴》等，署名“龙七作歌”。后来又用民间诗歌语言，发表了《采风录》和《蒙蒙薄雾》等新体诗歌。那时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前夕，榆师目睹国难深重，激发起强烈的爱国救亡思想，这在《赶快去吧》歌中表现得最为深刻：
榆师初到上海，住在闸北，1929 年秋移居真如车站对面的暨南新村。1932 年初“一·二八”事变时，真如遭到日寇的轰炸，榆师避居租界内，萧先生安排他暂住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校舍的汽车间内。榆师就在这湫隘不堪的汽车间内整理完成了词学大师朱孝臧先生（1857—1931）的遗稿，刻成《彊村遗书》。
“一·二八”事变后，榆师过闸北旧居，看到闸北一带被日军大肆破坏，只剩下断垣残壁的凄惨景象，在满怀悲愤中写下了《过闸北旧居》的歌词，由刘雪庵同学谱曲，音专声乐组学生在音乐会上演唱，唱到“断瓦残垣，经几多灰飞弹炸。问何人毒手相加，深仇不报宁容罢”时，听众无不咬牙切齿，同仇敌忾。
淞沪抗战停战后，榆师到音专上课，见校园里的玫瑰凋零，景物全非，仍用“龙七”为笔名，写了《玫瑰三愿》的歌词以寄感慨，黄自先生马上把它谱写成了一首声情并茂的艺术歌曲，不仅在当时的音乐会上经常演唱，至今还是许多声乐家的保留节目。1938 年春黄自先生不幸因病中道捐背，榆师悲不自胜，作《采桑子》悼亡，有“声在琴弦，人在心弦，一曲悲歌万口传”之句，“一曲悲歌”即指黄自先生为他谱写的《玫瑰三愿》。
榆师在音专任教期间，为作曲家写作适于谱曲的新体歌词，用力甚勤。经作曲家谱写成声乐作品的新体诗歌，除了《过闸北旧居》和《玫瑰三愿》外，还有李惟宁作曲的《秋之礼赞》、《逍遥游》和《嘉礼乐章》，以及后来由我作曲的《小夜曲》、《春朝曲》、《沧浪吟》、《骸骨舞曲》、《是这笔杆儿误了我》、《山鸡救林火》、《一朵鲜花》、《梅花曲》等。1934 年，榆师总结写作新体歌词的经验，撰成《从旧体歌词之声韵组织推测新体乐歌应取之途径》一文，发表在音乐艺文社编的《音乐杂志》上。廖辅叔教授称此文“是易韦斋、龙榆生、韦翰章或者还包括叶恭绰在内的关于新体歌词的创作方向的纲领性文件”，是很有见地的。
（全文刊于《文教资料》1999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