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往往是在矛盾中发展着，真不似某些人的想当然。在那苦难的抗战年代和苦难的沦陷区内，所成立的南京中央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时最盛行的口号与指导思想影响下，一般都是热爱祖国，奋发有为，追求进步，趋向革命的。直到今天来讲，也很少听到无耻败类之徒。
我是 1943 年秋考入南京中大的法律系，修读了龙沐勋老师所教的中国文学史一课。他的内容以宋词较多。同学们明知他是伪立法委员，并听说他还兼任汪精卫家的家庭教师，仍相当尊敬他，不视其为汉奸文人。不仅因为他是文学院长，学问渊博，而且更因为他教学认真。他讲课时，不时启发、激励青年学生要热爱祖国，决不要学南唐李后主那样，词虽极品，人却堕落，终成为亡国之君。今天的青年学生，切勿醉生梦死，安于现实，乐于作亡国奴或顺民……
1945 年夏之前，我与他只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抗战胜利不久，他因汉奸罪被捕，羁押在苏州监狱，因其罪行不大，可取保释放。龙师母从同学处得知我南京的熟人较多，于是就找我设法帮忙解决。我不仅出于师生之谊，且较知道他个人的道德品质和家庭的困难处境，并非甘心附敌，而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于是就想方设法找到两家与我家有生意来往的布店为之担保，使老师得以被释放回家。同时我看到他十口之家，只靠女儿顺宜和美宜二人挣钱糊口，经济非常拮据，所以在我正在读书，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东挪西借以钱与米（从溧水家中运来南京出售的）尽力接济之。于是我们之间又无形深入到患难之交的师生情谊，可以畅所欲言，尽情而乐。记得有一次他还同我谈起当年，他曾与许宝骙先生共同策动当时军政大权在握的伪淮海省省长郝彭举弃暗投明，投向革命部队的计划与措施。想不到郝反复无常，已经投奔新四军，又最后倒向国民党，终至身败名裂。
1950 年我由北京调来南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任秘书，并在南京大学教政治课，旧地重逢，分外亲切。从此也就经常有机会到他家拜访，他的一家人也都视我为知己。后来他到上海工作时，也是我陪他先去的。他还谈起陈毅元帅和毛泽东主席先后主动请他去作客和谈“词学”的一些简况。因为他知道我对此只是初识而无造诣，兴趣不浓，故未详谈。
孰知“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1957 年鸣放时，这位老先生竟被打成右派，降职减薪，勉强维持家庭生活。我这一向爱说真话的人，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判刑二年，以致“三朝坐牢”（鬼子、国民党、共产党）而被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种情况下，他与龙师母对我备加同情与照顾。曾为我主动做了棉衣、棉裤寄往劳改队以防冻，就是其中一例。1960 年 2 月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严重期间，我刚刑满留场就业，他们又主动来信约我去他家过春节，以免我孑然凄苦。这又是一例。这也可说明龙老师和龙师母的为人。想不到这位当代的词学大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暴风骤雨中，在担惊受怕和家中藏书被抄一空的情况下，突然离开了人世。
1998 年 10 月 18 日写
（全文刊于《文教资料》1999 年第 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