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滨的优美环境

　　事有凑巧，我回家不到几天，忽然接着上海转来的电报，说有一位朋友张馥哉先生（他是北大国文系毕业，也就是当时所谓黄门四大金刚之一。他和我堂兄沐光，是同班的，而我这时和他还未相识，不过由他的亲戚金怀秋先生介绍过，他就把我记在心里。后来我做了暨南大学的国文系主任，才把他拉来教文字音韵学，共事了几个月，又遇着“一二八”的事变，损失了不少的书籍，他还是回到浙江教中学去。他是一位淡于名利的学者，屡次有朋友招他到大学里教书，他总是推托着不肯远行。直到“八一三”事变以后，他才从间道避到上海租界内来，和我们几位朋友，合办太炎文学院，可是不久他就病死了！身后萧条，我愧不能多所济助，有负死友，念之痛心！）要我到厦门陈嘉庚先生办的集美学校去，代他的课。月薪是九十五圆——照周佛海先生的话，合起现在的法币来，应该在万元以上呢！——教的是旧制中学的最高年级。我毫不踟蹰的，又动了远游之念了。登时回了一个电报，答应下来。就在正月初三的那一天，辞了老父，别了妻子，冒着大风雪，独自一个人坐着山轿，走了两天，到萍乡搭火车，转到武昌，顺流东下，经过上海，取得馥哉的介绍信，换上太古公司的海船，一直漂到厦门去。一路举目无亲，加上厦门话的难懂，一登了岸，便有些异样的感觉。可是既然路远迢迢，冒冒失失的走了出来，只得鼓起勇气乱撞，好容易由旅馆里的茶房，送上开往集美的帆船，在海港里走了三四十里，到了集美村，找着一位体育教员孙移新先生（是馥哉介绍的）替我叫校工把行李搬到校舍里去。我这生长在山乡里的人，一旦住在这一所三面临水的高楼里，看那潮生潮落，朝夕变幻的海滨风景，倒也心胸开拓，忘却了那异乡孤寄的闲愁呢。

　　我虽然上年在上海和武昌教过书，得了些少的经验和教训，可是来到这陌生的学校，教的又是最高年级，总免不了有些“战战兢兢”起来。好在那一班的学生，对馥哉是极端崇拜的，所以对他介绍来代课的人，也就渐近自然了。李主任爱喝一点白酒，办事非常的认真，而对同事们倒是极诚恳的。他有时候带点酒意，跑到我的房间里来闲谭，把我改的作文，抽出来瞧了几本。他才老实不客气的对我说：“馥哉到底是个负责的朋友，不会随便拆烂污的？我看了你改的作文，我才相信你是个有真实本领的人物呢！”我受了他这番鼓励，真是感愧交集。后来学校里比较有真实学问的蔡斗垣、施可愚、姜子润诸先生，和叶采真校长，都对我另眼相看，学生们都对我敬礼有加，这位李致美先生，我还要推他做一个最先识货的人物，我至今还存着“知音之感”，想探访他的踪迹呢！

　　集美是闽南一个设备最完美的中学！校舍建筑在一个三角形的半岛上，有一二十座堂皇富丽的洋楼，绵延十数里的校基，分设着中学、男师范、女师范、水产科、小学部。学生数千人，大都是南洋华侨子弟，或闽南各县的土著，可是个个都会讲国语，没有人再说听不懂我的话了。华侨的性子，是非常爽直的。导之有方，比任何地方的学生都好教。我一直在那里教了四年半，从第四组教到第十七组，有的年纪比我大上十来岁，也有的十二三岁的孩子，非常活泼天真的。所有华侨的子弟，尤其对我好，好像家人父子般的。他们都说：“他们的父兄，叫他们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来读书，是希望特别注重国文，知道些祖国的礼俗文化。”他们的好处是伉爽忠实，坏处却带了几分马来土人的犷悍，三句说得不投机，真个会“拔刀相向”。我常常想，从事华侨教育的人，应该这样去领导他们，发扬滋长他们的善根，化除他们的犷悍之气，把我们的优良文化，和民族思想，身体力行的，灌输到这班华侨子弟的脑子里。等他们回到南洋，把这种子，散布开去，不怕我们的大中华民族，不会“无远弗届”，替代了撒克逊民族，把国族飘扬到整个地球上去！我梦想着把这个理想的实现，自从到集美教书，以至跳到号称华侨最高学府的暨南大学，经过十二三年的长时间，都和华侨教育发生极密切的关系，我这梦想，一点不曾打断过。可惜历来主办华侨教育的人们，没有远大的眼光，只把“华侨教育”这四个大字，装着幌子，（陈嘉庚先生，却是一位实心实地要办好华侨教育的人，他把他那经营橡皮业赚来的钱，独力创办了这集美和厦门大学那么规模壮伟的两所学校。可惜托付不很得人，他的事业，也就跟着他的商业，渐渐消沉下去了！）把华侨子弟看做“天之骄子”，当他们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一般，把他们娇养起来，不特不注意给他们沐浴些宗邦教化，而且一味的放纵他们，笼络他们，让他们尽量发挥他们那犷悍的习性，弄得国内学生对他们当作“化外”，避之如恐不及！这个我可毫不客气的放胆批评，暨南就是一个好例子。结果华侨父老，就有些不很放心，给他们的子弟回国读书，那还谈得上“华侨教育”的特殊效果呢！这是后来的事，我不觉连类及之，暂且把它放下。我从十二年的春季，老远的跑到集美去代课，后来由代“即真”，从秋季起，学校就正式送了我的聘书，也不追问我的出身如何了。那时正是集美的黄金时代，它的科学馆和图书馆，都在不断的把新出的图书仪器，大量的购进来。若干有志的同事们，得着这优美的环境，又没有外界的引诱，（那地方本来是过荒岛，你若是想要嫖赌吃喝，寻求那不正当的娱乐，只好渡过老远的海峡，跑到厦门去。）所以埋头用功的着实不少，不到几年，都有了相当的著作，被南北各地的大学，礼聘做教授去。我在这里，感觉到学术文化机关，是绝对的应该和政治商业的区域，隔离开来，学校内部，绝对不容许有政治和商业性质的分子渗了进去，那才真正的能够造出有真才实学的人物来，作为改造社会、建设新国家的中坚份子。我生平不参加任何政治团体，本来也就是为着想要终身服务于教育界，替一般人做个榜样呢！

　　我在集美四年半的时间，除掉一心一意的教书改文外，（我做专任教员，只教两班国文，每周担任教课十二小时，隔一周作文一次，时间是相当充裕的。）就是跑到图书馆去借书看。我这时感觉着我的常识太缺乏了，就是在国学方面，也算不得有了怎样深的造诣。所以我就努力的向各方面去寻求新的知识，把时人的作品，不拘新旧，以及翻译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等等，涉猎了许多。又深恨我往年不曾多学外国语，以致不能直接去读西洋书籍。听到人家说，读东文化比较容易，我就特地买了不少的日本书，请同事黄开绳先生（他是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后来染了肺病死了！）来教我读读了两三个月，因为黄先生吐血，不便打扰他做这义务教师，这事就中途而废了，我至今还引为大憾！

　　我是一个主张硬干、笨干的人。我的任事是这样，我的治学也是这样。我从二十一岁，正式出来做教书先生，直到现在，已是四十二岁的年龄了！在这整整二十一年的当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做人家的先生，也就无时无刻不在自己做学生，我忘了我是已过中年的人了！我还记得我在集美的时候，除却诚心诚意的向各种书本上去找指导我的先生外，那时恰好有位诗坛老将陈石遗先生，到厦门大学来做国文系主任。他老先生也是北大的老教授，门墙桃李，遍满寰区。他虽然也过着半世的清苦生涯，但因生性好客，自己会烧几样小菜——他著的家庭食谱，把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据说销到几十万册，着实赚了不少的钱呢！——而且特别喜欢奖掖后进。他认为得意的门生，常常会留着吃饭的，仿佛苏东坡先生的“碧云龙”茶，特为某几位门人而设。那时我在集美教过的学生邱立等，已经升入厦大，从他老先生去受业了。我反而由学生的介绍，拿点诗给^[1]他老先生看，他说我的绝句很近杨诚斋。我很惭愧，自己是江西人，那时连诚斋的集子都还不曾读过！宋人的绝句诗，我知识喜欢读王荆公的。我听了他老先生的话，赶紧向图书馆借了一部《宋诗钞》来，打开其中的《诚斋集钞》一看，才知道诚斋也是学王荆公的。我这才深深的佩服他老先生的眼光不错，也就备了些贽仪，向他碰了头，拜在他的门下。从这以后，我常常渡海到厦大去，向石遗先生领教——他给我论诗的信札，整整的一大本，可惜那年由沪南游岭表，在海舶中遗失了！——并且常是叨扰他自己做给自己吃的几碟小菜。夜间就住在邱同学的床上。原来邱同学比我大上七八岁，文字学是极造诣颇深的，我早把他当做“畏友”。他总是让床给我睡，而且常常陪我去逛南普陀，以及厦门附近一带的名胜地，情谊和兄弟一般的。自从我离开集美，还是不断的通信。有几次，我想找他到上海来教大学，都因受了阻碍，不曾实现。现在隔绝十馀年，不晓他漂流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对学生是诚恳的，所以历遭患难，得力于学生们的帮助，也着实不少，只是有心无力，不能够多多的提拔他们，五夜思之，还感着“惭惶无地”呢！

　　集美的风景，我认为是最适宜于教学的！藏修游息，都是一个最好的所在。只是气候比较差些，我的老胃病，就是在那时患起，一直害到现在。我那时感着不舒服，常是带着学生，到海边去闲游。那地方是不适宜于种柳的，却有许多大榕树和常绿的相思树。我常是坐在那绿阴之下，欣赏那青山绿水间，风帆叶叶、白浪滔滔的壮美风景。有时独自一个人，跑到鳌头宫的大石上去听潮音，澎湃铿锵，如闻天乐。我现在在晨光熹微中，执笔追忆，写到这里，对着案上那张独踞磐石、背临大海、飘飘然有“遗世独立”之慨^[2]的照片，还不禁“悠然神往”呢！

　　在集美四年半的当中，我曾回到老家两次。一次是十二年的暑假，我冒着炎蒸天气，老远的归到故乡，喜的老亲无恙，而我所深爱的最初一个女儿小名芙芬的，因为出麻疹死了！我的大儿子聪彝，也正患着同样的病。但为职任心所驱使，匆匆的离开家庭，回到厦门去。这年秋天我的大儿子也死了，接着又生了一个女儿。这消息，老父怕我伤心，直把我瞒到第二年的暑假，重返故乡，方才知道。就在这十三年的秋季，带着我的妻，和我的女儿顺宜，一同到集美去了！我这女儿的名字，是公公取的。果然从这以后，一切都比较顺手了。一直在集美乡下住着，除我个人到过两次福州，去看石遗先生，和逛鼓山外，不曾离开厦门一步。十七年的暑假，我因石遗先生的介绍，接到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的聘书，才带着我的妻，和两个女儿（一个叫美宜，是在集美生的），一个儿子（厦材），七八口书箱，辞别了这海山雄秀的厦门，乘桴北返。所有在厦大和集美的学生，都来结队欢送，并且留下许多纪念照片，表示依依惜别的样子，我也不禁为之黯然！

　　我是不爱出风头，和应酬巴结的，所以留在闽南这长远的时间，对于当地士绅和各方面，都少交往。那时鲁迅先生和傅筑隐、沈兼士、顾颉刚、罗辛田、郝昺𧄇诸先生，都在厦大教书。我虽然都曾晤谈过，但是除罗郝两位，比较亲密外，其馀的不过认识认识而已！我因为受黄季刚先生的影响，也不敢轻易著书。所以在这四年半当中，除了编过一本文学史，作为讲义，又在中山先生逝世的那一年，做了一首一百韵的长诗，表示追悼，颇引起闽南人士的注意外，就不曾在任何刊物，发表过文章，这也就可看出了我的笨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