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来上海的奋斗

　　我那年暑假，回到上海，先把家眷送往九江，再返故乡看我的老父。在家里住不到一礼拜，因为赤炎渐张，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势，我就悄悄的溜到九江，和我的岳丈及妻儿等，上庐山住了将近一个月光景。游览了海会、栖贤、秀峰、青玉峡、玉渊、三叠泉诸名胜，作了十几首纪游诗，和一卷游记，颇为义宁陈散原先生所激赏，后来发表在暨大的刊物上面。

　　和风乍起，我孑然一身的回到那尘杂不堪的洋场上来！我是恶烦嚣而喜幽寂的，幸亏暨大设在离上海市十馀里的真茹乡间，我以为一个人总是可以住在校内的。所以征尘初洗，便自跑到学校去，准备把行李迁入。不料那事务先生，毅然决然的拒绝了，说什么你是新来的讲师，是没有住校的权利的。那十足的官僚气，我就有些看不顺眼，但也只得废然而退，别想栖身之所。找了很久的时间，才在北火车站附近，找着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重把我的家眷接来。我当初教的是大学一年级的两班基本国文，时间是排在每天早上的第一节。那时上海附近的交通，还不很发达，自上海到真茹，总要赶上在北站七点开出的那班火车。冬天昼短夜长，我总是未明而起，走出门来，只听得洗马桶的唦啦唦啦之声，“如助予之叹息”！我素来是抱定“尽其在我”的主张，不管讨好不讨好，力总是应该卖的！各学校的学生，对于国文素来不很注意，何况暨大号称华侨最高学府，素来是以踢足球著名的！常常是球员一声令下，不问校长答应不答应，学校布告不布告，学生们会自动的停课！一班老教授们看惯了，也就安之若素，不把它认为什么稀奇！只是我这个不识时务的呆小子，不管风晴雨雪，他们停课不停课，只要教室里有了一兵一卒，我总是要滔滔不绝的讲下去的。那个说人类会没有同情心呢？我这样的笨干，居然在全校自动停课的时间，我班上的学生，是个个自动的来听讲了！同学们看见我的身体很瘦弱，老是大清早跑到学校里来，就大家要求我住在校内，他们也好在课外来求些教益。我把上次事务先生拒绝我的话，告诉了他们，他们都有些“义愤填膺”似的，众口一辞的说：“岂有此理！”这时学校正在谋教授们的安心教学，在学校的后面，筹划着建筑十几幢的洋式平房，叫做暨南新村，准备有家眷的教授们住的。在十八年的春季，这房子就动工了。我就向学校当局去要求，预定一间给我住。当局又照例的说讲师没有资格住房子，把我拒绝了！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替我代抱不平，说：“等我们去要求，看他们敢不敢拒绝？”原来暨大的行政系统，是校长指挥院长，和其他的高级职员，院长和其他的高级职员，指挥教授讲师，教授讲师指挥学生，学生又指挥校长，是循环式的！说也奇怪，他们学生去一说，就灵验了！我不待那房子竣工，就搬了进去。同时在那年的暑假，当局也把我改做专任教授了！

　　我住在暨南新村，自十八年起，到二十四年秋季去广东止，足足住了六年。中间虽因“一二八”的事变，逃到法租界辣斐德路国立音乐院的汽车间内，过了一个旧历年，住上几个月。等到淞沪协定成立，学校搬回真茹以后，我又重新披荆斩棘的回到那所村居去。我手种的竹子，被人家芟夷尽了！只有柳影婆娑，和那不凋的冬青树，依旧的危立窗下，似解迎人，直叫我发生“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慨！

　　我初到暨大的那一年，是郑韶觉先生做校长。正在由商科大学，力谋扩充，他聘了陈斠玄先生做国文系主任，作为扩充成文学院的基础。那时所聘的教授，也大都不愧为“一时之选”，而我以一个五年前在上海做小学教员而被女学生们赶掉的酸小子，居然也和这批名流学者，以及什么金字招牌的博士硕士们，“分庭抗礼”起来，这虽然要感谢石遗先生的介绍，和斠玄的提拔，而我那自己的努力，能够得着这么的结果，也总算是天不负人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先师孔子的伟大精神，也就是先君传给我小子的无上宝训！我虽然一生戆直，只管呆头呆脑的苦干，以致引起人家的嫉妒，遭遇了不少的风波，我可相信，“最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暨大本来是个情形复杂的学校，又迫近在政治商业中心的上海，那被野心家利用来作斗争的舞台，原也是不足引为诧异的。我不加入任何党派，也没有什么同学、同乡等等的观念，我只知道以身作则的教学生怎样读书，怎样做人。我的一生，受人敬重在此，被人嫉妒和攻击也在此！我眼看着暨大由商科扩充到有了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完成现代大学的组织，这不能不归功于郑韶觉氏的辛苦经营！我个人自从讲师做起，为了苦干，得着学生的信仰，不到三年，做了中国语文学系主任，也算是“一帆风顺”，“得其所哉”的了！

　　我从小爱读《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尤其是“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以前做事，抱定这个主张，我以后做事，还是抱定这个主张。我在暨南，因为是斠玄先生找我去的（我和斠玄，本来毫无关系，因为石遗先生的介绍，才和他相知），所以我就“竭忠尽智”的想替他把暨南的文学院办好。后来文学院虽然扩充为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可是我认为中国语文学系，是斠玄的基本队伍。那时教育学院的院长，是谢循初先生，他的确是个精干的人才！拼命的把他那一院扩充，向学校争得经费，布置了一间颇为完美的教育研究室。我为着要鼓励国文系的同学们，注意自动的研究文学起见，也同样的向学校里要求些设备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分得一间空洞的房子。我就对同学们讲：“我们通力合作，来做给他们看吧！”于是先把我频年辛苦积下来的钱购置的《四部丛刊》，和其他新旧图书杂志等，搬到研究室去。再由我负责，向同事顾君谊先生，和其他欢喜买书的同学刘钟经等，要求各出所藏，藉供众览，不一瞬间而琳琅四壁，超过教学研究室的所有，这颇有些叫人惊讶！我是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去，和同学们讨论研究，虽然知道这“为人太多，为己太少”，是对自己的学术成就，有相当的损害，可是我认为既担任了这职务，是应该先公后私，一往无悔的。我这样的硬干、笨干，虽然没有得着怎样显著的效果，但是至少我是“于心安”的。可惜过了不久的时间，就遭到“一二八”的事变，真茹陷入火线，大家一窝蜂的走了！所有学校里的图书仪器，那个还有这闲情去理会它？我那天晚上，因为儿女的拖累，和老父及诸弟妹等，——我的家乡，因为十八年遭了兵祸，一直闹了五年，我家老小数十口，都逃到上海来，分住在暨南附近——没法伴着同走，仍旧在暨南住了几天。后来我那留在图书馆服务的学生谌然模，从梵王渡跑到真茹来看我，我才把老少送入租界。又屡次在飞机回翔侦察之下，用独轮手车，督着谌生，把图书馆和研究室的图书，搬出许多。最后幸亏图书馆副主任许克诚先生，借了几辆运输粮秣的军用卡车，才把所有的图书仪器，全部运了出来。只剩下我自己的单本新书，放在研究室内的，损失了一千册左右。

　　自从十九路军在大场撤退之后，上海的局面，渐渐的恢复了常态。斠玄早经应了中山大学之聘，到广州去了。郑校长也率领一批学生和教职员，浩浩荡荡的从苏州奔向上海租界内来，临时在赫德路和新闸路之间，租了两座洋房，作为准备复课的校舍。那时有许多重要的教职员，各自奔回老家，没有集中在上海。我只好替学校尽义务的四出奔走，勉强凑合了一个临时局面，不久就复课了。其他上海附近的私立大学，如复旦、光华、大夏之类的学生，都投奔到暨大来，做借读生，倒也称得上“得风气之先，极一时之盛”！我那时是担任文史哲学系（这个系是临时合并中外文学系和历史社会系而成的）主任，实际执行了文学院的职务，而把那院长的空头衔，让给张凤博士去了。——他原是历史社会系主任，兼图书馆主任。——后来那批造谣中伤的人，竟认我们两个是斠玄的替身，叫什么“龙凤配”，在某种小报上大肆攻击，我也只好置诸不理。等到学校搬回真茹，斠玄也自广州回任院长，我依旧担任中文系的职务。那时我感觉到上海一般大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缺乏在那一个“读”字。我以为思想感情，是做文章的要素，而那思想感情，要靠着语言文字来表达。所以要求国文的进步，必得把古今来可滋模范的代表作品，读个烂熟，才能够把他人的思想感情和语言文字融成一片，然后酝酿在本人的心胸，又把他人和自己融成一片，这样才会心手相应，笔随意转，做出条达晓畅的文章来。我除了在大礼堂对附中学生公开讲演过“请开尊口”这么一个题目，提倡国文科的朗诵外，又向学校要求拨了一间距离宿舍较远的洋式平房，作为中文系的研究室，和放声朗诵国文的实验场所。我那时担任的课程，是偏在诗词一方面的。我对学生说：“这两项都要特别注重声调，更非朗诵长吟不可。大家如果有志于此的话，只好跟着我来！”我和学生约定在每天早上的七时到八时，为朗诵的时间，我总是六点三刻就首先到了研究室，领导着三四十个男女同学，聚在一块，放声朗读起来，“洋洋乎盈耳哉”！那些校工和校外的人，经过那窗下，莫不“驻足而立，倾耳而听”。大家有了兴趣，加入的反而多了起来，一间房子挤得满满的。果然不久就发生了效果，平仄也懂了，读诗的也会做诗了，学词的也会填词了。自秋季读到冬季，天亮得渐晏了，我总是在东方发白的时候，就到了研究室。一班女同学倒感到不好意思，大家未明而起，都赶到这里来共读，男同学却有些“知难而退”了！我有一天为着了寒，病倒了，还要充硬汉，瞒着妻子，悄悄的起了身，走到研究室去，督导他们，他们被我深深的感动，说：“先生不必太辛苦了！我们会自动的去读。”那偶然偷懒的男同学，也都鼓起勇气来了！他们读过书之后，就结队到我家里来问病，仿佛自家骨肉似的。这个读书会，终于维持到了寒假，照了一张纪念相，我还题了一首《浣溪沙》的小词：

词虽不佳，却是在我这个笨家伙的人生过程中，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回事！

　　我在第二次回到上海来教书以后，交游渐渐的广了，认识的名流老辈，也逐日的多了。最初器重我的是新建夏吷庵先生，他做了一篇《豫章行》赠给我。先后见过了陈散原、郑苏戡、朱彊村、王病山、程十发、李拔可、张菊生、高梦旦、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我不管他们是新派旧派，总是虚心去请教，所以大家对我的印象，都还不错。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彊村二老。我最初送诗给散原苏戡两位老先生去批评，散老总是加着密圈，批上一大篇叫人兴奋的句子，苏翁比较严格些，我只送过三四首诗给他看，只吃着二十八个密圈子。我因为在暨南教词的关系，后来兴趣就渐渐的转向词学那一方面去，和彊村先生的关系，也就日见密切起来。彊村先生是清末的词坛领袖，用了三四十年的功夫，校勘了唐宋金元人的词集，至一百八十几家之富，刻成了一部伟大的《彊村丛书》。他自己做的《彊村语业》，也早经为海内填词家所“家弦户诵”，用不着我再来介绍。他的谦和态度，叫后辈见了，感着“蔼然可亲”。我总是趁着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里，去向他求教，有时替他代任校勘之役，俨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有时候填了新词，也把稿子给我看，要我替他指出毛病。我敬谢不敢，他说：“这个何妨，你说的对，我就依着你改，说得不对，也是无损于我的。”这是何等的襟度，我真感动到不可言说了。他替我扬誉，替我指示研究词学的方针，叫我不致自误误人，这是我终身不能忘的。在他老先生临没的那一年，恰值“九一八”事变。他在病中，拉我同到石路口一家杭州小馆子叫知味观的，吃了一顿便饭，说了许多伤心语。后来他在病榻，又把他平常用惯的硃墨二砚传给我，叫我继续他那未了的校词之业。并且托夏吷庵先生替我画了一幅上彊村授砚图，他还亲眼看到。我从他下世之后，就把所有的遗稿，带到暨南新村去整理。“一二八”的晚上，我用我的书包，把这些稿件，牢牢的抱在身边，首先把它送入“安全地带”。后来就在音乐院的一间仅可容膝的地下室里，费了几个月的功夫，把它亲手校录完竣。同时得着汪先生和于右任、刘翰怡、陈海绡、叶遐庵、李拔可、林子有、赵叔雍诸先生的资助，刊成了一部十二本的《彊村丛书》。我和汪先生的关系，也是从这个因缘来的。隔了不多时间，我又得了夏吷庵、叶遐庵、易大厂、吴瞿安、赵叔雍、夏瞿禅诸先生的资助，在上海创办了《词学季刊》，作为全国研究词学的总汇。在二十二年的春季，由民智书局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注意，所有填词家，都集中到这个刊物上来了！我和日本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从这时交换刊物起，一直维持到现在。《鲁迅全集》里，也提到我这个季刊。在民智出过四期之后，改归开明书店办理印刷发行，直到“八一三”，开明在虹口的印刷所烧掉了，这才中断下来！在创办的初期，大家都以为范围如此之窄，至多能维持到一年，就算了不得。那知我还是不断的努力干下去，材料也越来越多了，行销所至，远及檀香山，僻至甘肃的边地，——这不是我瞎吹，有信件为证的。——倒也非区区始料所及呢！

　　“盛名所至，谤亦随之”，这确是两句至理名言，我从重来上海，稍稍忝窃虚名以后，各个大学总是拉我去演讲——我生平最怕在大庭广众中像煞有介事的作什么学术演讲，叫我去听中外名流学者演讲，我也有些头痛，这大概是我医生蹭蹬的最大原因吧！——我认为自己本分内的责任还未尽，那还有许多精神去出锋头，或捞些“外快”？我那几年对于暨南，是抱着热烈的希望，把那个暨南新村也当做我的第二故乡，总是专心致志的不肯“外骛”，所以对各方的要求，一概婉辞谢绝。谈到兼课，除了从十七年冬季起，因为萧友梅先生拉我去代易大厂先生的课；后来大厂厌倦教书，萧先生就一直聘请我在他主持的国立音乐院（中间一度改组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兼任国文诗歌教席，到国府还都的那年春季，才算脱离。中间除了二十四年度请假到广州，足足有十二年的历史，所以音乐院出身的同学，对我都有好感，差不多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至于其他学校，我除了在复旦、中国公学、正风文学院短时期的兼过两小时诗词课程外，就不曾踏上过门。人家还认为我是搭架子，那晓得这正是我的呆气呢？

　　暨南自迁回真茹之后，情形愈加复杂了！郑校长为了敷衍各方面，纯粹的学者渐渐走开，他的黄金时代也渐渐的过去了！许多有背景的人物，打进这个学校来，此争彼夺，闹个不了，有的利用华侨学生做打手，动不动就演起全武行来，斠玄也曾被威逼过！我素来是不偏不倚的，站在超然地位。他们拿不到我的劣点，除了在××新闻造了一大篇谣言外，只好别想方法，离间挑拨我和校长院长的感情，说什么我是一个纯粹学者，不适宜于办事方面呀！什么主张太偏，专叫学生学会做诗填词有什么用呀！后来郑校长果然听信了他们的话，笑着对我说：“我为着你的专心研究学问，还是不担任职务的好！”他背地笑我是“书呆子”。我把主任辞掉不干了。郑校长待我不错，不但不减我的薪水，并且尊称为什么特别讲座，钟点也教的少，我也乐得逍遥自在呢！后来郑校长被外力威逼，那当年藉了挑拨而得着好处的人，又来运动我，要我也来参加“驱郑”，我坚决的拒绝了！事去之后，大约才感觉到只有“书呆子”是靠得住的，所以郑氏对我，反而特别要好起来。

　　郑氏被驱以后，学校弄得不可收拾。教育部几次的派人来调查，结果决定由那位高等教育司长沈鹏飞先生，临时待任校长。这位沈代校长，倒也是个老实人，可惜太懦弱了！一切大政方针，都要请示于上海某组织，结果校内更加政治化了！斠玄既随郑氏以俱去，继任文学院长的×××，叫学生代表某来向我说：“×先生——他是上海某组织的头儿——素来很仰慕你，希望你去看他一回，他是很想借重你的。”我当时表示：“我和×先生素昧平生，去看他做什么？我宁愿丢了教授不干，断断乎不肯牺牲我素来的主张，去加入什么组织的。”那代表也就默认的走了，我仍旧若无其事的教我的书。后来沈氏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谈话，把已经填好的志愿书，当面要求我盖一个印，我毅然的拒绝了。我说：“国立大学，是为国家造就专门人才的。在国立大学做教授的人，只顾替国家尽教育人才的责任，那有闲情去参加其他的组织呢？”他被我反问得哑口无言，以后也不再拿这事相强了！

　　大约那时候的什么组织，是需要时时刻刻联系斗争手腕的吧？打倒了他的敌人，马上就会自家人和自家人摩擦起来。所以过不到半年，中文系的主任问题，又闹得无法解决，结果还是把我强拉了出去。我和他们“约法三章”的说妥了我的条件，才又勉强的干了一年。

　　到了二十四年的春季，沈氏又敷衍不下去了！把整个的学校闹得乌烟瘴气。我曾到过南京，向当时的教育部长王雪艇先生，和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先生，陈述一切，希望他们注意，不要把这个唯一华侨教育最高学府糟蹋了。不知怎的，大家都有些不愿过问，我也只好不管了。直到暑假以后，何某以发表什么“本位文化”的十教授宣言之一的资格，拉上了某党要人，正式来接任暨南的校长。他和华侨教育，也是素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我对暨南深深的感到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