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岭表一年的遭遇

　　在二十四年春季开学之前，胡展堂先生就托冒鹤亭先生来找我到广东去。那时胡先生正在香港养病，和我不但素无一面之缘，而且不曾直接通过一次信。他自汤山幽禁之后，以至恢复自由，由沪赴港的那几年当中，幽忧愤懑之馀，爱做些诗，尤其欢喜叠韵。那时和他唱和最多的，是冒鹤翁，和他的一位落拓不羁的老友易大厂。我和大厂，自在音乐院相识之后，踪迹日密，也就做了“忘年之友”（他比我大上三十多岁）。他常是把他们的唱和诗稿给我看，有一次硬拉我同作，由他附寄到香港去，不料竟“气求声应”起来！不到七八天，就接着胡先生寄来《得榆生教授大厂居士和章，七叠难韵并答》的和作：

　　这是二十二年秋初的事。自这以后，就不断的有篇什往还。我还记得在二十四年的旧历元旦，我正持着诗笺，亲自到邮局去挂号，而胡先生寄我的诗恰恰送到，仿佛“相印以心”似的！我是一个痴情的人，不免引起了知音之感。他看了我在《词学季刊》上发表的论文，登时寄了我一首五古，后半是这么说：“词派辟西江，感深兴废事。照天腾渊才，奔走呼号意。乐苑耿传灯，岂夺常州帜。迈往足救亡，斯言可终味。”同时接着鹤翁促我南游的电报。我因为老父尚在真茹，不曾前往。后来我父亲知道我有南行的意向，又值故乡安定，不久也就带着我那异母弟妹十多口，回到故乡去了。我准备了半年，在暑假之前，就接着中山大学的聘书，邹海滨校长又再三托斠玄来函劝驾，说胡先生希望我到那边去，把中文系办好。胡先生在六月初放洋，前往欧洲养病。他在邮船上，还不断的有诗来，说什么“未能讲肆从容话，曾把吴钩子细看。真个扬帆沧海去，凭君弟子报平安。”又说：“三月无诗吾岂惫，万方多故子其南！”他对我的这般热望，怎叫我不动心呢？我这时虽然少了大家庭的负担，而我自己也已有了七个孩子，加上在真茹住惯了，不但暨南全校自教职员和校工都和我有好感，就是附近乡村里的人，也都相识，到底有些留恋，决定不了去留。我只得在暑假期中，先到广州去跑一趟，看看情形怎样。我一个人到了广州，邹校长对我特别殷勤，为我备了盛筵，请了许多西南政务委员会的要人来做陪客，又亲自陪我驾着汽车，去石牌参观新建筑的金碧辉煌，矗立在每个小岗峦上的新校舍，和那绵亘数十百里，坡陀起伏，林木荫蔚的广大农场。我笑着对邹校长说：“我来替你做个参赞大臣，率领许多西南弟子，在这里来建个国吧！”两个人都呵呵的笑了。他说，秋后就准备全部从文明路旧校址搬到石牌去，并且拟就了许多教授住宅的图样，叫我预先选定一座，带着家眷同来。这石牌距市虽远，却自幼稚园以至大学，都要次第设立起来，子女的就学是不成问题的，希望我安心的来办教育，好好的替他培植西南弟子，至少中文系是交给我全权去办理的。我当时兴奋极了，那文学院长吴敬轩先生，也是一个忠厚笃实的纯粹学者，看来是可以合作的。所以我的南行之志，就有七八分的决定了。

　　那时我接着真茹家属的来信，说暨南的聘书，也照旧的送来了。并且这一次的新旧教授，是由校长列名单，送给教育部长去审核的，而第一个被圈定的却是我。我在开学之前，回到上海，观察了校内的新局面，那班“新贵”们，有些“作威作福”的模样，大概他们也知道一点我南行的消息，便挖空了心眼，做好了圈套，要我不乐意的自动离开，以便他们的“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我后来也颇悔我自己太没涵养了，中了他们的计，一激就把我激走了，把我七载经营的暨大中文系，连根带叶的拔除清尽！那当局还假惺惺的，和“猫哭老鼠”般的挽留了我一回，说什么给我请假一年，要打电报给邹校长，表示这是借用，来年是要聘我回来的。我当时一怒之下，就带着我的孩子们，和四五十箱的书，一些破旧不堪的家具，挥着热泪，辞别了一班亲爱的同学，和那座“绿阴如幄”的村居，搭上招商局的海元轮，竟自向南去了！当时做了一首《水调歌头》，留别暨南同学：

　　听说这一学期，我所教的课程，就没有人敢接我的手。事后思之，难怪会招他们的忌，把我当作老虎般的对付，这的确是我平声最大的短处哟！

　　我抱着满腔的热忱，重到广州，中大的学生，就派了代表，领着校工，把我的家眷和行李，送到预租的东山松岗的寓所住下。那时中大还在文明路暂时的举行开学典礼。说也奇怪，那学校有一个极端矛盾的现象，学生们认为最不满意的教授，选起课来，反而特别的多。——固然有些特别有学问经验的老教授，选课的也不少。——我为好奇心所驱使，有时偷偷地去看，那个学生选课最多的教授的教室里，常是“寥若晨星”的，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在那里没精打采的痴坐着，或者低下头来看他们爱看的书，我这才恍然大悟其中的奥妙了！过了一个多月，全部的迁入石牌新校舍，学生是规定要住读的。学校当局，也就趁这机会，下了整顿的决心，每个教室，都编了坐位号码，由注册课派人来点名。可是结习难除，等到点过名之后，学生还是有趁着教授们聚精会神在讲书的时候，偷偷溜走的！有一次在我的班上，被我发觉了这么一个顽皮学生，我马上赶出教室，把他抓了回来。我对他说：“你这人太笨了！你不曾听过‘君子可欺以方’的这句老话吗？你要偷懒，何不对我讲，你要大小便，学学那村童的方法，那我可没有理由来阻止你不出去。”引得大家都笑起来，这位也有些“内愧”，以后便没有这怪现象了。我以为现在做教师的态度，应该是要叫学生们“畏而爱之”的。过于随便，固然有损尊严，如果一味对他们板起面孔，好像阎罗王般的，也不是道理。我以为最好是学些古代名将“恩威并用”的带兵方法，带着几分杜甫先生“庄谐杂出”的作诗态度，那是最适宜不过的了。我素来是喜欢天真活泼，带些稚气的。现在虽然年过四十了，还常常和我的学生，以及我的孩子们，脱略形迹的一起玩。我很少正颜厉色的去骂我的学生和孩子们，偶然要教训他们，总是轻描淡写的，用旁敲侧击的说法，叫他们自己觉着难为情，而自动的去改过自新。石牌本来是一片荒山，距离广州市内，约摸有三十多里的路。除了特备的长途汽车，可以直达校门，其他的交通工具是没有的。我住在东山，每天总是清早起来，吃了些牛乳，就赶上石牌去的。有时候跑到学生宿舍里，随随便便的看看我那中文系的学生。有的还没起床，看见我来了，说一声“先生早”！觉得有些儿不自在，一骨碌的都爬起来了。我自己担任的课程，仍是文学史，和词曲这一类。那时中大有一位老词家陈海绡先生，在那里教词有了十多年的历史。彊村先生对他的词，是极端推重的，我也深深的表示敬仰。可是他说得太高了，专门对学生讲梦窗词，学生不能够个个了解。我是服膺孔老夫子因材而教的，所以另外选了些东西，对学生们由浅入深的详细分析的来讲，并且叫他们多多的练习，果然不到半载，就有些成绩斐然了！其实我的词学功夫，和海绡翁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不过谈起学生的受用来，我教的比较容易消化些罢了。那时程度最好的有孔宪铨、罗时旸、程蒨薇、黄庆云等。我觉得在中国最有出息的人才，要算两广和湖南的子弟。我那时有“从知天地英雄气，偏在三湘五岭间”的句子，写在孔宪铨的纪念册上，那全篇我却记不起来了！

　　我命中是要多受折磨的！我到一处，都因苦干的结果，得着学生的敬爱，同时就遭受同事们的嫉妒和攻击。我自携家过岭以后，敬轩被派到欧洲去讲学，接任文学院长的是一位哲学博士范锜先生，他的为人，是颇直率而好大言的。不晓得受了什么人的挑拨，开始和我捣起乱来！公开的对学生讲，说我是要把中大造成暨南的势力，一面怂恿着邹校长，把我介绍的教授黄公渚先生拒绝了！我当时气忿不过，预备立即回到上海。我对他们讲：“你们不要看小了我，我不是要到广东来争饭吃的！我吃的米，都是从上海在邮局里寄来（我因为患着多年的胃疾，医生要我吃面包和常熟一带特产的黄米，所以特地用洋铁匣装着付邮寄了些来）。我是为的要干一番事业，你们睁开眼来看罢！”邹校长向陈协之先生打听了公渚确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才，才特地挽了许多人来向我道歉，范氏也亲自跑到我的寓所里，解释了误会，这才相安下来。

　　那时中山大学，规模的壮丽，和经费的充裕，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它自迁入石牌以后，还不断的从事建设，并遵部令添办了研究院。那文科研究所所长，原来是敬轩担任的，向从他出了国，就由我和朱谦之先生（他一方担任文学院历史哲学系主任）轮流负责。我是素爱穿蓝布长衫的。那时广州的习惯，男人是不大看见穿这种颜色的服装的，只有我还是不改其素的穿了到处跑。每次开校务会议，许多人都特别注意我，许久我才发觉是为的我那件蓝布衫。我悠然的对他们讲：“你们怕不怕？我是一个老资俗的蓝衣党呢！”有一天，陈协之先生在他那所颙园大会宾客，那广州市长刘纪文先主，也是这样的注视着我。他悄悄的问那旁坐的人，“这个蓝色人物是谁呀？”那年的旧历年尾，胡先生因为得着蒋先生“共赴国难”的电劝，毅然扶病归国，到了香港。许多准备欢迎的南北大员，都麇集到香港去。我生平是不爱凑热闹的，虽然胡先生亟想和我见面，我直等到除夕的前一天，才悄悄的坐着三等火车去跑了一趟。胡先生晚上得着我的电话，就约定第二天早上，去畅谈了两小时，我下午又匆勿的回到广州去了。事后听到学生对我讲：“香港一家最著名的小报——《探海灯》——在元日就登载着这么一个消息，说胡先生返国以来，一批批的要人去拜会他的，至多不过接谈几十分钟，不晓得昨天来了一位穿蓝布长衫的什么人物，倒谈了那么长久的时间呢！”后来胡先生被欢迎到了广州，住在我那寓所附近的延园，我曾去谈过几次，也有不少的诗词唱和。直到他在颙园去世的前几天，还有一首和我《泛荔子湾、赏红棉、访昌华故苑》的绝句。他题我的授砚图，有“常爱古人尊所学，更为后辈广其途”这样精警的两个句子，事隔数年之后，汪先生见着我，还是常常提起，称美不置的！

　　胡先生下世时，我做了三首五古去哭他，开首就是“我本为公来，公去我何之！？”这么沉痛的十个字。幸而我在中大干得有些成绩了，同事们都还处得相当好。当地的老前辈汪憬吾先生，洁身高隐，素来是不问外事的，对我也特别爱护。还有常德杨雪公先生，是一个崛强耿直的硬汉，追随中山先生和胡先生从事革命，非常之久，也是和我最谈得来的。我虽然有此不服水土，弄得胃病大发，而精神上总还得着相当的安慰。再加那位医学院长刘啸秋先生，从我学词，全家的医药顾问，是不花钱的。所以我也此打算一直的干下去，并且准备下年教授住宅落成，就全家搬到石牌去，“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了。到了暑假，邹校长还叫我去约公渚南来，可是公渚已应了国立山东大学的聘。我在广州休息了一个暑假，不曾离开。想不到突然的所谓“西南事变”发生了！广州市内有准备巷战的谣言，我拗不过妻的主张，匆匆的把所有的什物和儿女，趁着太古公司的轮船，回到了上海。别的不打紧，这一年多的经济损失，确有些压得我透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