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按：原文于 1943 年 2 月 13 日（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写成，先生其时四十二岁，连载于周黎庵主编之《古今》半月刊第 19 期至第 23 期（同年 3 月～5 月）。原版排印略有错字，其明显者于此电子版径改之，部分则于附注说明。
我把家眷在上海安顿妥了，本想只身再到广州去的。一直到秋季开学期间，那事变因了桂系态度的强硬，还没彻底解决。我的胃病和湿气，又发得特别厉害起来。心想这逆运到来，也是无可避免的。当时向中大告了半年的假，暂在上海闲住起来。这时各学校都早经开学了，幸亏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先生，仍旧把我的教席保留了年馀之久，除却扣去请人代课的钟点费外，所有寒暑假的薪俸，都送给了我，我把它来做了医药费。可是一家十馀口的生活费，无法解决。那半年的收入，只有音专六小时的月薪，还不到一百圆，这却叫我有些着慌。我的老友孙鹰若先生，正在苏州办章氏国学讲习舍，约我每星期去讲一次，每月送我一百五十圆的夫马费。我禁受不了那苏州街道的颠簸，往往是带病而归。我这时的狼狈情形，较之那初到上海做小学教员的时候，是有过之无不及的！我的胃病，发得连开水喝下去都得吐出来，我的妻总是背地向人家借些款子，又换去了些首饰，才勉强度过了这半年的难关。箫先生待朋友真厚道！到了春季开学，设法将我改作专任，我因为身体不好，就把再度南游之意打销了。二十六年的春夏之间，我还是强扶病体，奔驰于苏沪和市中心区（那时音专的新校舍建筑在上海市政府的附近）一带，只有增加我的疾痛，仍旧解决不了全家的生活问题！到了那年暑假，承蒙钱子泉先生（他原是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长，这时和我也是不曾见过面的）的好意，把我推荐给张校长，聘我做专任教授，合之音专，也有每月四百馀圆的收入，家用是勉强敷衍得去了。却料不到“八一三”事变爆发，光华的校舍被毁了，音专也自市中心区搬到法租界来，人心皇皇的，大有朝不保夕之势。后来虽然各学校都在租界内租着几幢小房子，勉强的开了学，可是都为了经费竭蹶，对教授们减时减薪。大家为了迫于饥寒，只好拚命的去谋兼课，我也足足兼了五个学校，每周授课至三十二三小时之多。这五个学校，又是散布在四角和中央的。所以整天的提着我那破旧的讨饭袋，这边下了课，立即踏上电车或公共汽车，赶到那边去，那种■■可笑的奇形怪状，确是“罄竹难书”，这怎会有什么教育效率可言呢？在那炮火震天的时候，暨南也搬到租界上来开学。恰好那旧时同事李熙谋先生（原任暨大的理学院长）屈就了中学部主任。那中学部的学生，多半是道地的华侨子弟。熙谋知道我在暨南的历史，想借重我来镇压附中，三番两次的跑到我家来，拉我去帮忙。我却不过他的好意，又对华侨子弟，不免有些顾念，就和他约好，我绝对不和何某发生交涉，他一口承允了，我才去兼任了一学期的教导主任。我认为在危难的时期，我们是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切责任的。我在这个时期内，却也费了不少的心血，自问还对得起那远隔重洋的华侨父老。当那暨大自真茹迁入租界之后，那校长总是销声匿迹的躲在法租界，不大肯出来和学生见面，只把附中的侨生，勉强安顿在那一间靠近闸北和苏州河的某私立中学里，这一带是大家认为非安全区域的。我自接事之后，就一面督促郭主任，赶快设法另觅比较安全的地点，一面对学生表示，我决和大家誓共安危。我是说了就干的，每天晚上，我总坐了一部黄包车，跑到那宿舍里去看他们。在那里夜深人静的当儿，遥望着那隔河的炮火，此往彼来的交织着，我还是若无其事的，到他们宿舍里，巡视一周，叫他们早些安睡。不久就把他们搬到静安寺附近的一所中学里来。我晚上总是去监视他们自修的。有的不到，我就到宿舍或厕所里去找，一班调皮的华侨子弟，也渐渐的给我弄得驯服了。直到我入京以后，遇着几个在京服务的侨生，还很高兴的说：“我是当时被先生抓住才出来自修的顽皮学生呢！”
中国的社会，是叫志士们短气的！等到上海听不着了炮声，争权夺位的又来了，连这么一个小小的教导主任，也有人来打主意！“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我读着李义山这两句诗，只好付之一叹！我把这职务辞掉了，为了要养活妻子，却还硬着头皮，兼了两班高中国文。同时在新创的太炎文学院，担任着国文系主任，又在复旦兼了些钟点，直累的喘不过气来！这五个学校，在音专比较历史最久，待遇最优，成绩也就比较好些。这不是我心有所偏，只有精力关系，有的地方是顾不周到的，我现在还有些“内疚”呢！
在二十九年的春季，我因积劳所致，胃病又发得不能支持了！为着种种的因缘，才辞掉了各校的职务，暂时脱离了那紧张的教书生活。可是不到半年，我又回到本来的岗位，专心致志的，办我的文学刊物——《同声月刊》，一方面又担任着教几点钟书，整天的躲在家里，度那“闭门自成世”的日子，倒也觉得耳目清净。可是回首当年文物风流之盛，和我个人所经历的可喜可悲，炎凉变幻的情景，真和做梦一般，要不胜今昔之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