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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二百八十年，词人辈出，超轶元明二代，骎骎与两宋比隆。虽比体不复重被管弦，仅为“长短不葺之诗”；而一时文人精力所寄，用心益密，托体日尊；向所卑为“小道”之词，至是俨然上附于《风》《骚》之列；而浙常二派，又各开法门，递主词坛，风靡一世。吾辈撇开音乐关系，以论清词，则实有同于唐人之新乐府诗，于中国文学史上，占极重要之地位焉。
清初作者，以吴伟业为“开山”；顺治、康熙之间，制作益盛。聂先、曾王孙合辑之《名家词钞》，所收至百种以上，皆此一时期之作品也。
浙派未兴之前，有梁清标（字玉立，真定人）、宋琬（字玉叔，号荔裳，莱阳人）、王士禄（号西樵，新城人）、王士禛（士禄弟）、曹尔堪（字子顾，嘉善人）、丁澎（字飞涛，仁和人）、毛际可（字会侯，遂安人）、曹贞吉（字升六，号实庵，安邱人）、余怀（字澹心，莆田人）、吴绮（字薗次，江都人）、顾贞观（号梁汾，无锡人）、钱芳标（字葆馚，华亭人）、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满洲人）、彭孙遹（字骏孙，号羡门，海盐人）、尤侗（字展成，号西堂，长洲人）、毛奇龄（字大可，萧山人）、徐釻（字电发，吴江人）、陈维崧（字其年，号迦陵，宜兴人）、严绳孙（字荪友，无锡人）、孙枝蔚（字豹人，三原人）等，皆一时之秀；而王士禛、曹贞吉、顾贞观、纳兰性德、彭孙遹、毛奇龄、陈维崧七家，尤为杰出。分述如下：
王士禛为清代大诗人，特工绝句，又标“神韵”之说；即以其法填词，故专以小令擅胜；唐允甲所谓“极哀艳之深情，穷倩盼之逸趣”（《衍波词序》）者是也。士禛以《浣溪沙》“红桥赋”三首负盛名；录一首如下：
曹贞吉《珂雪词》，洗尽绮罗芗泽之习，慷慨悲凉，为稼轩嫡系。王炜又称其“珠圆玉润，迷离哀怨，于缠绵款至中，自具潇洒出尘之致；绚烂极而平澹生，不事雕锼，俱成妙诣”（《珂雪词序》）。贞吉与士禛皆山东人，而士禛之软媚，不似北人性格；以视贞吉之雄浑苍凉，有逊色矣。贞吉以《留客住》“鹧鸪”词著名，录之如下：
顾贞观以《贺新郎》“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二首，最为世重；以书札体入词，已为创格；而语语真挚，字字以肺腑中流出，真可歌可泣之作也。词已为人传诵，不录。况周颐称：“容若与梁汾交谊甚深，词亦齐名，而梁汾稍不逮容若；论者曰失之脆。”（《餐樱庑词话》）别录《夜行船》“郁孤台”一阕：
纳兰性德为明珠相国子，以进士官侍卫，具文武才。其词极为顾贞观、陈维崧诸人所推服；维崧谓：“《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其“长调多不协律，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周之琦说）。性德生长富厚，而词多凄惋之音，卒以短命，可悲也！录《浣溪沙》二阕：
彭孙遹工作艳词，风格绝近《花间》；朱孝臧有“吹气如兰彭十郎”（《彊村弃稿》）之语。尤侗称其“提辛攀李，含柳吐秦，与‘红杏尚书’‘花影郎中’平分风月”（《延露词序》）；其人之风调，可以想见。录《卜算子》“赋艳”一阕：
毛奇龄本经学家，其词旨精深而体温丽，亦特长于小令。近人邵瑞彭谓其“雅近齐、梁以后乐府，风格在晚唐之上”。录《长相思》一阕：
陈维崧与朱彝尊齐名，而二家风格迵异。陈廷焯谓：“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后人每喜扬朱而抑陈，以为竹垞独得南宋真脉。”又云：“迦陵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若能加以浑厚沉郁，便可突过苏、辛。”（《白雨斋词话》）维崧作品之多，殆为古今词家之冠；其《湖南楼词集》，兼综各体，而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陈说），亦开古今小令未有之奇。如《点绛唇》云：“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 《好事近》云：“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并于“平叙中峰峦忽起，力量最雄”（陈说）。其长调纵笔所之，雄杰排奡，不复务为含蓄，一如“元祐体”之诗；词体之解放，盖到维崧而达于最高顶矣。其尤可注意者，则《迦陵词》中，不特开苏辛未有之境，且以社会思想，发之于词。例如《贺新郎》“纤夫词”，直似张籍、王建乐府。词至迦陵，应用无方：而人多不留意于此，特为拈出如下：
清初人词，大抵不出二派。一派沿明人遗习，以《花间》、《草堂》为宗，而工力特胜；其至者乃欲上追五代；如王士禛、纳兰性德、彭孙遹诸人是。一派宗苏、辛，发扬蹈厉，以自写其胸中磊砢不平之气，其境界乃前无古人；如曹贞吉、陈维崧诸人是。自浙、常宗派之说起，而风气为之一变；虽词体益尊，气格益醇，而清初柔婉博大之风，不可复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