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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词派，倡始于张惠言（字皋文，武进人）而发扬于周济（字保绪，号止庵，荆溪人）。惠言以易学大师，乘浙派颓靡之际，以《风骚》之旨相号召，辑《词选》一书；而为之叙曰：“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其论词宗旨，具见于是。惠言以说经之见解，推论词之本体与起源，要不免于“拘墟”；而壹意提高词体，以防淫滥之失，则自词与乐离之后，有不得不如此者。惠言又谓：“几以塞其下流，导其渊源；无使风雅之士，惩于鄙俗之音，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则其意固欲以此体上接《风》《骚》，而一切庸滥侈靡，乃至“无病呻吟”之作，皆摈诸门外，而体格自高矣。词至清代，原已发露无遗；得惠言而其体遂尊，学者竞崇“比兴”，别开涂术，因得重放光明；此常州词派之所以盛极一时，而竟夺浙派之席也。
张氏《词选》，所录仅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门庭过于狭隘；潘德舆（字四农，山阳人）即起而非之曰：“张氏《词选》抗志希古，标高揭己；宏音雅调，多被排摈。五代北宋，有自昔传诵，非徒只字之警者，亦多恝然置之。”（《与叶生书》）就词论词，潘说切中张选之病。至周济受词学于董士锡（字晋卿，武进人），董为词实师其舅氏张皋文、翰风（琦）兄弟；渊源有自，因从其说而推拓之；标举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四家，教学者“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宋四家词选叙论》）。由是常州词派，疆宇恢宏，遂大行于嘉庆、道光以后矣。
惠言兄弟既同撰《词选》，以相砥砺；一时闻风而起，与表同情者，有恽敬（字子居，阳湖人）、钱季重（阳湖人）、丁履恒（字若士，武进人）、陆继辂（字祁生，阳湖人）、左辅（字仲甫，阳湖人）、李兆洛（字申耆，阳湖人）、黄景仁（字仲则，阳湖人）、郑抡元（字善长，歙县人）、金应城（字子彦，歙县人）、金式玉（字朗甫，歙县人）等，皆不愧一时作家；而董士锡造微踵美，为其后劲。
惠言词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绪，以自成其为“学者之词”。录《水调歌头》一阕：
周济精于持论；其《介存斋论词杂著》极不喜姜夔、张炎，适与浙派立于反对地位。又谓：“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事一物，引伸触类，意感偶生，假类必达，斯入矣；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赤子随母笑啼，野人缘剧喜怒，能出矣。”（《宋四家词选叙论》）说皆精到，影响于清季词坛者尤深。其自为词，精密纯正，与惠言相近。录《蝶恋花》一阕：
稍后于济者，有蒋敦复（字剑人，宝山人），词宗北宋，持论略与济同。咸丰、同治以还，词家多受常州影响；至清季王、朱诸家，造诣益宏，又非张、周之所能及矣。
道光、咸丰以来，词家于常浙二派之外，能卓然自树者，有周之琦（字穉圭，祥符人）、蒋春霖（字鹿潭，江阴人）二家。
之琦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广西巡抚，曾撰《心日斋十六家词选》，谭献称其“截断众流，金针度与，虽未及皋文、保绪之陈义甚高，要亦倚声家疏凿手也”（《箧中词》）。其词之高者，往往近唐人佳境，寄托遥深，《珠玉》、《六一》之遗音也。例如《思佳客》：
春霖一生落拓，又值咸丰兵事，流离颠沛，备极酸辛。其词本亦出于姜夔，而尤与张炎为近；徒以身世之感，发为苍凉激楚之音，非浙派诸家所及耳。谭献评其词集云：“《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微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箧中词》）又谓“惟三家始是词人之词”，可称碻论。录《木兰花慢》“江行晚过北固山”一阕：
周蒋二家之外，如戈载（字顺卿，吴县人）、庄棫（字中白，丹徒人）、谭献（字仲修，号复堂，仁和人）各有建树；而经师陈澧（字兰甫，号东塾，番禺人）亦以词名；其《忆江南馆词》，绰有雅音；可见咸丰以后词坛之盛矣！
戈载论词律极精，于旋宫八十四调之旨，多所探讨；所著《词林正韵》，学者咸遵用之。惟所作词晦涩窳离，情文不副；其人但可与言词学，不足以与于词家也。
庄棫、谭献并称于同治、光绪间；大抵皆标比兴，崇体格，受常州派影响。棫尝称：“自古词章，皆关比兴；斯义不明，体制遂舛。狂呼叫嚣，以为慷慨；矫其弊者，流为平庸。”（《谭复堂词序》）即此数言，可知其宗旨所在矣。谭词品骨甚高，而论者以为尚不及棫。朱孝臧曰：“皋文后，私淑有庄谭。”（《彊村语业·望江南》）知二家固常州之嫡派也。录棫《蝶恋花》一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