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是词学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产生了为学界所公认的三大宗师，即夏承焘、唐圭璋和龙榆生。其中前二人的成就，世人知之已稔，而龙榆生其人其学，则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至今仍受到忽视，因而本文试作论述如次，以引起人们对龙氏学术成就的进一步关注。
龙沐勋（1902—1966）字榆生，晚年以字行，号忍寒、箨公等，江西万载人。学术史上卓然名家大多早慧，龙榆生亦不例外。他自幼在父亲龙赓言督责下熟读经史及《文选》、杜诗。十馀岁时写《苏武牧羊赋》，便有“发馀几何，齿落八九”的警句，为时人所称。1921 年赴武昌随黄季刚学习音韵文字。黄季刚虽为小学大师，也素喜赋诗填词，曾批点《梦窗四稿》相赠。是为龙榆生学词之始。
1924 年至 1928 年，龙榆生因同门张馥哉的介绍，到厦门集美中学任教。其间，结识了当时执教于厦门大学国文系的著名诗人陈衍（石遗），并拜其为师。陈衍是近代诗学发展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其《近代诗抄》和《石遗室诗话》以其对诗坛的了解和内行的评价，成为时人非常重视的诗学文献，也奠定了其诗坛领袖的地位，曾被誉为同光体之魁（陈衍。石遗边诗话续编卷3[M]。第84条。陈衍诗论合集[M].584.）。青年龙榆生以石遗为师，一开始即进入了当时诗坛的主流。在集美时，龙榆生也大量阅读了哲学、社会科学、外国文学的著作，并学习日语。这是他一生中除在家乡潜心读书外，又一段极其重要的系统学习时间。
1928 年，龙榆生因陈石遗的介绍，到上海暨南大学教书，结识了当时蛰居沪滨的陈散原、朱彊村、郑孝胥、王病山、程十发、张元济、高梦旦、李拔可、夏敬观等前辈学人，因其好学不倦而深受赏识。夏敬观特赋《豫章行》长诗相赠（豫章行。一名赠万载龙榆生[M]。夏敬观。忍古楼诗卷十二[M]。），朱彊村更是“一见叹赏。”（夏敬观。风雨龙吟室词序。忍寒词卷首[M]。龙榆生 1948 年自印线装本。又见同声月刊.2卷8期[M].1942.）十几年后，龙榆生回忆那段优游从学的岁月时说：“我最喜亲近的，要算散原、彊村二老。……我因为在暨南教词的关系，后来兴趣就渐渐转向词学那一方面去，和彊村先生的关系，也就日见密切起来。……我总是趁着星期之暇，跑到他的上海寓所里，去向他求教，有时替他代任校勘之役，俨然自家子弟一般。……他替我扬誉，替我指示研究的方针，叫我不致自误误人。这是我终身不敢忘的。”（龙沐勋。苜蓿生涯过廿年[J]。古今。半月刊.1943,(22）.25-26.)朱祖谋（1857—1931），原名孝臧，字藿生，一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归安（今属浙江）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历官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广东学政。其词从碧山入，又学苏轼、吴文英，终以成其大，是公认的清季词坛大宗师。校刊《彊村丛书》，享誉学界，学者以为集千年词学之大成。朱氏平生不喜抗颜为人师，而独对龙榆生青眼有加，临终时，曾以生平所用校词双砚赠给龙榆生，并谆谆叮嘱：“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龙榆生。跋彊村晚岁词稿[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520,518-519.）名画家吴湖帆诸人曾为绘《彊村授砚图》，一时名动海内。龙榆生随朱氏学词具体而微，据其本人介绍：“（朱彊村）先生晚岁以校刊唐、五代、宋、金、元人词为专业，每一种成，必再三覆勘，期归至当，复就心赏所及，细加标识，其关捩所在，恒以双圈密点表出之。虽不轻着评语，而金针于焉暗度。予于此学略有领会，所得于先生手校词集者为多。”（龙榆生。跋彊村晚岁词稿[A]。龙谕生词学论文集[C].520,518-519.）在朱祖谋的引导下，龙榆生的学业日益精进，从此走上了专研词学之路，同时也终身服膺彊村词学，堪称朱氏的嫡派传人。
从龙榆生的治学经历看，他广从名师，博专结合，眼界开阔，目标专一，所以才成就了词学研究的杰出事业。
龙榆生于 1934 年 4 月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正式界定词学内涵，并提出词学研究的八个方面。他在图谱之学、音律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这五项清代传统词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又提出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三个有待于开拓的领域，这是当年引导词学界前进方向的一篇宏文，而龙榆生本人毕生治词，范围也不出乎此。今从四方面加以评述。
晚清以来，词籍的校勘整理蔚为大观。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朱彊村《彊村丛书》、吴昌绶《双照楼景刊宋元明本词》皆广搜博采，其中尤以《彊村丛书》细大不捐，成就斐然。然《彊村丛书》收罗词籍仅至元代，按照朱彊村的思路，必然要顺着时代而下，校辑整理明清两代词。当时朱的友人况周颐辑有《历代词人考鉴》，也至元代为止，因明词无多，难以继续。况的门人武进赵尊岳（叔雍）继承其师事业，自 1924 年起搜辑明词，并立志于完成明词汇刊。（赵尊岳。明词汇刊卷首[M]。出版说明。）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由叶恭绰提议、朱彊村任总纂，于 1929 年在上海成立了《清词钞》编纂处。龙榆生以最年少的学人得以参与此事，见到了许多罕见的清代词集。因为这层渊源，龙榆生一生校词主要集中在清代，而且是从晚清近代词入手，上溯至清初的。
1931 年 12 月 30 日，朱祖谋逝世。卒前以遗稿及生平校词朱墨双砚相授，并吩咐曰：“吾未竟之业，子其为我了之。”龙榆生秉承遗命，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仍孜孜不倦，躲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一个地下室里，费了几个月的工夫，校辑刊印了《彊村遗书》。《遗书》分内外两编，内编是朱彊村生前已经写定的稿件，包括《云谣集杂曲子》一卷，《词蓟》一卷，《梦窗词集》（四校定本）一卷，《沧海遗音集》十三卷及《彊村语业》三卷、《彊村弃稿》一卷；外编是龙榆生所辑录者，包括《彊村词剩稿》二卷、《彊村集外词》一卷。此外，还收辑附录有《归安埭溪朱氏世系》、朱祖谋《行状》、《墓志铭》及《彊村校词图题咏》一卷，保存了朱彊村及其友人沈曾植、裴韵珊、李孟符、夏孙桐、曾习经、曹元忠、王国维、张尔田、陈洵等词学活动的大量珍贵文献，可与《彊村丛书》相辅相成，前后辉映。
1933 年至 1936 年，龙榆生在叶恭绰等人资助下，创办《词学季刊》，前后共出版十一期，后因抗战爆发而不得不停刊。这是第一份词学专门刊物，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份，内容分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图画、佥载、通讯、杂缀等九项，受到了整个词学界的广泛支持。就作者而言，除已逝的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诸人外，还有吴梅、夏敬观、叶恭绰、冒广生、张尔田、易大庵、邵瑞彭、王易、赵尊岳、夏承焘、唐圭璋、俞平伯、詹安泰、卢冀野、缪钺等，几乎囊括当时词学界所有中坚力量。这份刊物，广泛团结词界同仁，促进词学交流，保存词学文献，有力地促进了词学研究的系统性、规模化。而且龙榆生本人必定于每期刊物上撰写一篇论文，倡导风气。叶恭绰称其“主持东南风会”（叶恭绰。广箧中词[M]。“龙沐勋”条评语。见附录。评论资料。），就是指《词学季刊》所取得的影响而言的。这一阶段，龙榆生校辑整理了今释澹归《遍行堂集词》、劳纺《织文词稿》及《彊村老人评词》、《大鹤山人词话》等，皆刊于《词学季刊》。
1940 年至 1945 年，龙榆生寓居白下，生活较以前稳定，便开始倾全力于词学事业。完成了《重校集评云起轩词》，并计划校刻《沧海遗音续集》。文廷式是江西萍乡人，与龙榆生父亲龙赓言系同榜进士。所著《云起轩词》规模苏辛，气度豪迈，在清末异军突起，别树一帜。其词学理论与龙榆生相仿佛，故龙榆生孜孜为其整理遗稿。龙榆生还整理出版了文廷式的其它著作如《纯常子枝语》等，当时钱仲联撰《文廷式年谱》，资料上就得到了龙榆生的大力资助。《沧海遗音续集》是承《彊村遗书》中《沧海遗音集》而来，是将《沧海遗音集》十一位作者中仍在世的几位如张尔田、夏孙桐、陈曾寿、陈洵的新作词集加以校辑出版。《续集》后仅能完成张尔田的《遁庵乐府》，而夏孙桐的《悔龛词续》、陈曾寿的《旧月簃词》续稿、陈洵的《海绡词》卷三等未能及时刊行，因为龙榆生当时已身陷囹圄。
同时，龙榆生在南京创办了《同声月刊》，该刊编辑体例类同于《词学季刊》，但内容不限于词。由于社会政治环境大异，稿件来源及水准已远不如前。但在龙榆生苦心经营之下，仍有不少名家如冒广生、夏敬观、俞陛云、张尔田等坚持为之撰稿，不仅如此，《同声月刊》仍注意联系同仁，开展学术讨论，如组织张尔田、吴眉孙、夏承焘、施则敬等讨论四声问题，都是至今仍有价值的名篇佳构。（《同声月刊》1卷6号、7号、8号、11号及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M].1941）《同声月刊》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最大限度地联系了诗词学界，今天我们要了解四十年代前期的诗词界学术状况，基本上要依赖于它。
解放后，龙榆生校订了朱敦儒的《樵歌》和《苏门四学士词》。《苏门四学士词》1957 年 8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分《淮海居士长短句》、《豫章黄先生词》、《晁氏琴趣外篇》、《柯山词》四种三册。此集的出版，非但在于利用善本校勘，富有版本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龙榆生调动了自己的词学体验，丰富了对词的标点。正如他自己所说：“宋人词在句读上也常有些出入，不能像后来订词律的弄得那么死。这里面确有不少养料，惟在读者善于吸收而已。”（校订苏门四学士词弁言[M]豫章黄先生词卷首。）这是读苏门四学士词，在其它版本上所无法得到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具有丰富创作经验的词学家对词的深刻体会。
龙榆生校订的词集，除《苏门四学士词》与他本人的词学理论、趣味相关外，其馀基本都在为老辈词家整理遗稿，保存文献。直到晚年，他仍挂念箧中师友遗制，谋求以任何形式公诸于世。（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M]。 1964 年 6 月 17 日云：“昨得榆生函，谓赵叔雍有《词集提要》手稿十数巨册在彼处，谓数十年精力所萃，有愿整理，以公诸世之言词者。不论用任何名义皆所乐从，可削其姓名，亦不必言所自。”）龙榆生的这些活动，在中国现代词学史，乃至学术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龙榆生论词有云：“近代词学之昌明，在宋、元名家词集之重刊公布。自临桂王氏之《四印斋所刻词》、归安朱氏之《彊村丛书》先后行世，而词林乃有校勘之学，善本日出，作者遂多。”（龙榆生。陈海绡先生之词学[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485）考察龙榆生本人的词学活动，可以看到，他正是继承和发扬了晚清词学建设中的这一传统，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必须放在这一背景中才能看得更为清楚。至于他创办《词学季刊》、《同声月刊》诸刊，把现代意义上的批评引入词学研究，并培养一大批词学研究者，推动了现代词学建设，那就不是晚清诸老所能限制的了。
从 1933 年起，龙榆生在《词学季刊》上连续发表长篇论文，一改过去评点论词的形式。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当代词学研究的学科建设。这一时期，龙榆生对词的起源、词的发展、词的创作、词的艺术风格以及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而重点放在唐宋词。撰有《词体之演进》（1933 年）、《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1935 年）、《清真词叙论》（1935 年）、《漱玉词叙论》（1936 年）、《南唐二主词叙论》（1936 年）等。
龙榆生自幼喜读《史记·刺客列传》，由于气质相近，故在词中尤嗜苏辛词派，曾先后撰写《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1932 年）、《苏门四学士词》（1934 年）、《东坡乐府综论》（1935 年）等论文。自明人倡豪放、婉约之说后，对于苏词风格，学者多以豪放目之，而龙榆生则认为应以王鹏运拈出的“清雄”二字来概括。（龙榆生。东坡乐府综论[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258.）他高度评价苏辛一派在词史上的地位，认为词至苏轼，发生一大转变，其特点则在破除狭隘的观念与音律的束缚，使词的内容渐趋丰富，体势益见恢张。（龙榆生。两宋词风转变论[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243.）而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不可动摇的地位，则至辛弃疾才完成。（苏辛词派之渊源流变[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268.这个观点直至其晚年依然坚持。试谈辛弃疾词(1957年）。龙榆生词学论文集.359. 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1957年）。龙榆生词学论文集.227.)
龙榆生还认为常州词派之所以不能臻于极诣，就是因为仅知稼轩之沉着痛快，而未理会东坡的蕴藉空灵。近世词学不为常州派所囿，是因为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都很推崇苏词。（东坡乐府综论[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264.）这些观点是龙榆生对整个词史、韵文史做了综合考察之后得出的（他在 1935 年出版有《中国韵文史》），同时也是对清代词学加以反省之后得出的。清代常州词派自张惠言兄弟发其轫，至周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周济撰有《宋四家词选》一书，认为“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餍心切理，言近旨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置秾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馀子荦荦，以方附庸”。进而提出学词要“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返清真之浑化”。（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A] 尹志腾。清人选评词集三种[C].205.）此论一出，影响学界甚大，但晚近词坛领袖朱祖谋却提出异见，“对于止庵退苏进辛之说，稍致不满，且以碧山与于四家领袖之列，亦觉轻重不伦，乃益致力于东坡，辅以方回（贺铸）、白石（姜夔），别选《宋词三百首》，示学者以轨范，虽隐然以周（清真》、吴（梦窗）为主，而不偏不倚，视周氏之《四家词选》，尤为博大精深，用能于常州之外，别树一帜焉”。（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382.）龙榆生继承师说，也指出：“止庵标举四家，领袖一代。……既袭前人宗派之说，以自建一系统，复示学者以修习次第，规矩步骤，昭晰可寻，乐苑一灯，非偶然也。独其抑苏而进辛，退姜、张而进王、吴，又将北宋诸公，转隶四家之下，未免本末倒置，轩轾任情。”（龙榆生。论常州词派[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398.）这些就使得龙榆生在论述苏、辛诸人时，站得比较高。他对苏辛词派的渊源、发展、演变以及具体作家风格特色的把握，直到今日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权威性。
1940 年以后，龙榆生论词多转向清代。在此之前，他已写有《清季四大词人》（1930 年）、《彊村本事词》（1933 年）等，以其亲见亲闻记载了晚清诸大家的词学活动，表彰他们的功绩。这些文章因资料翔实可靠而至今仍经常被人引用。三十年代中期，龙榆生开始着手《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的编撰，以期世人对清词有全局的了解。他研治清词基于两种考虑。一是为当代词学研究及词的创作提供借鉴，二是为保存晚近词学资料。前者撰有《晚近词风之转变》（1941 年）、《论常州词派》（1941 年）等，后者撰有《陈海绡先生之词学》（1942 年）等。龙榆生对清词的研究，既有师承，又有个人的体会，不乏真知灼见。如其《论常州词派》一文，从常州词派的由来、宗旨，谈到常州词派的拓展，特别是论及近代，自周济之后，常州词风“由江南而移植于燕都，更由燕都人广播于岭表”，经过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诸人校勘词集，提倡梦窗等，“常派词风由南而北，俨然为声家之正统焉”。辨析细致，议论深切，为清理清代词史给出了清楚的脉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和一般学者往往只注意常州词派的理论不同，他密切结合该派的创作去讨论，并通过反省其创作得失，指出向上一路。如他在讨论了常州词派的弊端之后，开出了这样的药方：“今欲救常州末派之弊，允宜折衷浙、常两派及晚近谭、朱诸家之说，小令并崇温、韦，辅以二主、正中、二晏、永叔；长调则于北宋取耆卿、少游、东坡、清真、方回，南宋取稼轩、白石、梦窗、碧山、玉田。以此十八家者，为倚声之轨范，又特就各家之源流正变，导学者以从入之途，不侈言尊体以漓真，不专崇技巧以炫俗。庶几涵濡深厚，清气往来，重振雅音，当非难事矣。”这都反映出龙榆生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所具有的见解。词兴于唐五代，大盛于两宋，衰微于元明，而又复兴于清。对于清词，由于“五四”所造成的断裂，虽然学者往往心知其意，但远远没有展开研究。龙榆生是在现代学术的层面上较早对清词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对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龙榆生对作品极富感受力，他撰写的词学论述是他同时代人中最为出色的，且影响深远。1934 年 10 月，他发表了《两宋词风转变论》，夏承焘读后评道：“榆生一文，论宋词作风转变，甚深而鬯。榆生长于推论，予则用力于考证。”（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M].1934.）“长于推论”一语，确实抓住了龙榆生论词的特色。又如其《宋词发展的几个阶段》，为清理宋代词史，首先谈到晚唐五代词风的特色及其对北宋初年词风的影响，以见宋词兴盛的文体传承，然后把柳永和苏轼之间的词风不同看成两种不同的创作追求和取向，进而揭示豪放和婉约作为北宋词坛两个流派的意义。至于南宋词坛，仍然是两种思潮，即苏辛词派和白石词风，其他作家皆得其一体。这是宋词发展的一篇简史，思路开阔，文笔清省，作者多方面的学养使得行文过程中有着亲切的体认，是由创作实际而来的理论总结。至于希望从周、姜一派探求词的艺术性和音乐性，从苏、辛一派探索词的思想性和时代性，以为现代创作提供借鉴，则是作者的写作动机，也可看出时代的影响。
从 1928 年起，龙榆生应邀至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在那里陆续结识了萧友梅、李惟宁、黄自等著名音乐家，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词与音乐结合的问题，尝试把传统的诗词规律用于现代的歌词创作。在这种氛围中，龙氏写下了《玫瑰三愿》、《秋之礼赞》、《逍遥游》等歌词，由黄自、李惟宁等谱曲，立即传唱大江南北。《玫瑰三愿》一曲至今仍被之弦管，成为音乐史上不朽的名曲。龙榆生不但勤于实践，而且埋头于词的音乐性研究，对平仄四声、句度长短、韵位安排等做了极其深入的探讨。这项研究从他的早年一直持续到逝世之前，是龙榆生一生用力最勤、创获最多的部分。
基于创作新体乐歌的原因，龙榆生对声韵在词曲中的地位尤其重视。他说：“诗歌之所以必须有声有色，乃藉以增益形式之美，而与作者内在之情感相应。声韵之美，至词曲已发展至最高峰，而声有轻重长短之差，韵有疏密缓急之别，声之配置在句，韵之配置在篇，不识声韵之各有所宜，殆难构成动人之作品。”（龙榆生。创制新体乐歌之途径[M]。龙榆生词学论文集.128.）反过来说，我们要想了解词的艺术形式，“是该从每个调子的声韵组织上去加以分析，是该从每个句子的平仄四声和整体的平仄四声的配合上去加以分析，是该从长短参差的句法和轻重的韵位上去加以分析。”（龙榆生。谈谈词的艺术特征[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49-50.58.）除此之外，就“很难把‘上不似诗、下不类曲’的界线划分清楚。”（龙榆生。谈谈词的艺术特征[A]。龙榆生词学论文集[C].49-50.58.）
对于四声，龙榆生认为由于四声的性质不同，关系到表达情感。“入声短促，没有含蓄的馀地，所以宜于表达激越峭拔的思想感情；上声舒徐，宜于表达清新绵邈的思想感情；去声劲厉，宜于表达高亢响亮的思想感情。但上、去两声与入声比较起来，总是要含蓄得多，所以上、去互叶，适宜表达悲壮郁勃的情趣。”词曲概论[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73.而平仄四声的错综使用与安排，是为了取得和谐与拗怒的矛盾和统一。龙氏尤其重视去声在词中的运用，自清人万树在《词律·发凡》中强调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近人吴梅在《词学通论》中第二章《论平仄四声》中亦详述去声之重要。龙榆生本人早年在《论平仄四声》（1936 年）一文中提出了去声在歌词上的特殊地位及在词中转折处之关系。及至晚年，见解益发老到。如论述“平仄平”之仄须用去声，“上去”或“去上”的联用等，都富有启发意义。
龙榆生还对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词的句法、词的结构、词中的比兴及对偶等进行了剖析。主要成果是早年所撰《论词谱》（1936 年）、《论平仄四声》（1936 年）、《令词之声韵组织》（1937 年）、《填词与选调》（1937 年）及《词学十讲》、《词曲概论》这两部晚年的讲义。他的研究成果，使词的音乐本质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复原。晚清以来，张文虎、陈东塾、郑文焯、陈思、夏承焘、杨荫浏、丘琼荪等人皆致力于词乐研究，尤其夏、杨、丘三位对仅存的词乐文献白石词中的十七首旁谱进行了考辨整理今译。但这些工作只能局部恢复姜白石自度曲的音乐面貌，对认识词的音乐本质帮助不是太大。词本是传唱的，后世词乐失传，但词中乐理藉文字而依然得以存在。龙榆生对词的平仄四声、协韵句读进行系统归纳与整理，演绎出若干法则，这对于理解词的本质和进行词的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启示。尤其是，考察长期以来的词学研究，基本上是把词作为抒情诗的一种来对待的，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词作为音乐文学的性质。重温龙榆生的词学思想，对词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不无意义。
龙榆生毕生治词，不仅面广思精，而且深入浅出。况且，他常年任教于大中学校，面对青年学子，授业解惑，很能了解一般初学者的特点。所以，在大力从事著述的同时，他也费了不少力气从事普及工作。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概论，二是选本。前者包括《词学十讲》、《词曲概论》，二者均系由讲义整理而成，所撰文全部是龙氏本人几十年研词心得，故能深入浅出，有系统地启迪后学。后者包括《唐宋名家词选》（1934 年）、《唐五代宋词选》（1937 年）、《近三百年名家词选》（1956 年）；其中尤以《唐宋名家词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二书广为流传，深受词学者所爱。历年销售已达数百万册。
《唐宋名家词选》初版有龙榆生作于 1934 年 11 月的《自序》（解放后被抽掉），阐述编选词选的宗旨：“予意诗词之有选本，务须从全部作品，抉择其最高足以代表其人者，未宜辄以私意，妄为轻轩其间。即如唐宋人词，各因时代关系而异其风格，但求其精英呈露，何妨并蓄兼容。”其实不尽然，词选中仍保持着龙本人鲜明的理论倾向。龙榆生词学服膺朱祖谋，朱祖谋词学吴文英，故词选中录吴梦窗词多达三十八首，居入选诸家之冠；龙本人性喜苏辛，所以选了辛词三十首，苏词二十八首，居入选诸家第二、第三。宋词共选三八○首，三家已占去四分之一强。
解放后，《唐宋名家词选》发行了新版。受时代影响，选目经过调整，更侧重反映词史的全貌。入选词家由原来的四十二家四八九首增至九十四家七○八首。起自李白，迄于张炎，删除了作为附录的元好问词十九首。同时，对当时评价很低的吴文英词由三十八首降为十首，史达祖由十三首减至七首，周密由九首减至五首。词选丧失了特色，仅以保存郑文焯等的评语才得以被学者经常称引。新版的《唐宋名家词选》不足以代表龙榆生一贯的词学思想。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始撰于 1930 年，至 1956 年方才出版。编辑体例同于新版《唐宋名家词选》，也是尽量做到了持论平妥。但这其中毕竟仍蕴含着个人的词学主张。最明显的仍是推重苏辛词派，选陈维崧词达三十四首，居入选者之冠。《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是以谭献《箧中词》、叶恭绰《广箧中词》为蓝本编选成的，谭献以吴伟业居《箧中词》之首，叶恭绰以王夫之为《广箧中词》之首，而龙榆生却标出陈子龙，云：“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故特取冠斯编。”陈子龙为云间词派的领袖，于明清之际标举唐五代、北宋，反拨明词陋习，对清词的中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显然，龙榆生对词史的理解比谭、叶二人更加深刻。
从词学史的角度考察，龙榆生这两部词选的普及有其更深层的意义。自张惠言《词选》出，标举意内言外之旨，周济举四大家以示人学词途径。之后，大小词选不断。清季朱彊村《宋词三百首》示人学词规范，论者以为太过深奥，读者难于领悟。1931 年唐圭璋乃为之作笺，然仍失之过深。至此，词学界已开始考虑尝试新的词选读本。1934 年，开明书店同时出版了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及俞平伯的《读词偶得》，恰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路数，沾溉后学甚多。前者以独特的眼光展示整个词史的风貌，使读者读后，可以进而推求词史及作家作品之间的异趣。后来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胡云翼《宋词选》等皆属于这一类；后者以具体的文本为单位，进行欣赏，从中归纳出若干法则与理论。俞平伯本人的《清真词释》仍属于这一类。
可见，龙榆生的两部词选是应时代潮流而生。它们因为各自保存着鲜明的特色而得以流传久远。
龙榆生的治词历程和词学成就已如上述，总结其经验，反思其方法，对今天的词学研究不无稗益。
第一，学养深厚。词虽是专门之学，但治学却不能止于词。我们所研究的词史上的对象都是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要深入理解他们，就不能不对他们所赖以成就的资源有所掌握，因而对中国学术文化中的许多重要方面都要有一定的涉猎或研究。再者，词之为学，虽可独立，却又有赖于多学科的合成。即如探讨词律，涉及音韵，探讨声调，涉及音乐；探讨词事，涉及史学。……这正如大海上的冰山，浮出海面的仅有十分之一。龙榆生在词学上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是和他在传统国学的许多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如随黄季刚治小学——分不开的。治词如果就词言词，难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第二，整体意识。词学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各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治词者或有专攻，但不容偏废。龙榆生治词，涉猎很广。有词谱、词律、词调研究，有词史研究，有词学批评研究，有词学文献研究，有断代词研究，有专家词研究……他几乎穷尽了词学的一切领域，有点有面，点面结合，而又融会贯通，互相补充。这样，就真正突出了词的“上不似诗，下不类曲”的特点，并把这一特性贯串于任何一个部类的探讨之中。在龙榆生笔下，“深”是在“通”的前提下而存在的。后世有些学者治词，往往执其一端，急于掘进，未免隔靴搔痒；而仅仅把词置于文学史的层面，也影响了对其深度和广度的突破。凡此，均可从龙氏治词历程中得到启发。
第三，知行结合。在中国古代，无论从事何种文体的批评，知和行几乎都是密不可分的，理论家断无不会创作之理。理论之提出，乃是理论家通过对前代遗产的把握以及自己创作的体会，才得出的看法。理论家本身的创作和其所提出的意境不一定完全吻合，如严羽即是。但个人的创作经验足以刺激其理论思考，这是肯定的。从词学批评来看，陈廷焯撰《白雨斋词话》，提出“沉郁说”，以为词中最高境界。他不仅广泛探讨词史上的大家、名家之作，以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且经常引述自己的词作，或述心得，或谈不足，以见这一境界的未易遽达。他是在中国古代词学批评史上，把知和行、理论和创作结合得非常密切、而且表现得非常明确的学者之一。龙榆生也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他早年即嗜词，一生不废吟咏，1948 年曾刊《忍寒词》行世，今存诗词达一千馀首，堪称一代作手。另外，一度致力于歌词创作的经历，也使他对词的音乐本质体会极深，故能深切了解这一音韵格律之学。这些，都在他治词的过程中或隐或显地体现出来了。可是，这一传统现在却有中断的趋势，搞理论的人不懂或不会创作，已经成为习见的现象。虽有识之士为之呼吁，但改观不大。反思龙榆生的治词方法，或许会对这一问题能有所警醒。
（此论文初刊于《文教资料》1999 年第 5 期，后经作者修改，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