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篇诗歌史内容简介）

　　本书精要地勾勒出了中国古典诗、词、曲发展流变的轮廓。上篇是诗歌。第一章引《汉书·食货志》所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1]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说明《诗三百篇》之结集，出于周代之“大师”无疑。《三百篇》虽间有杂言，一般以四言为主。对“风”、“雅”、“颂”作了解释。认为风诗出于里巷歌谣，雅、颂出于士大夫之手。最后指出：《三百篇》为周代诗歌之总汇，并为入乐之章，亦即中国纯文学之总泉源，后来之抒情诗与叙事诗，咸由风、雅导其先路。第二章“《楚辞》之兴起”，开头云：“《诗经》十五国风，独不及楚；楚声之不同于中夏，其故可思。中国文学之南北分流，由来久矣！”这里提出南北文学分流，是很必要的。又云：“楚俗信巫而尚鬼，又地险流急，人民生性狭隘。故其发为文学，多闳伟窈眇之思，调促而语长，又富于想象力。加以山川奇丽，文藻益彰；视北方之朴质无华，不可‘同年而语’。”这是从民俗学、地理学角度说明南北文学不同的因素，也是很有道理的。并以《越人歌》为例，说明“令人想见楚人诗歌格调。语助用‘兮’字此在《三百篇》内，已多有之；特楚人于两句中夹一‘兮’字为异于风诗作品耳”。说《楚辞》至《九歌》出现，始正式建立一种新兴文学。《九歌》用之“乐神”，而多为男女慕悦之词，此自民歌之本色。或清丽缠绵，或幽窈奇幻，较之十五国风，无论技术上、风调上，皆有显著进步。“南人情绪复杂，又善怀多感，而出以促节繁音，为诗歌中别开生面，宜其影响后来者至深也”。提出了其对后世深远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第三章“伟大诗人之出现”，说明中国古无专门文学家，有之自楚人屈原始。和介绍其他作家不同，对屈原较为详细。说屈原本为楚怀王左徒，忠而被谤，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第四章“乐府诗之发展”，开宗明义云：“周秦之后，直接《三百篇》之系统者，为乐府诗。”据《汉书·礼乐志》：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可见乐府原是民间歌谣。乐府既有专司，而乐府诗之名，因之而起。最后云：“乐府诗产生于汉代，而极其致于南北朝。自后虽隋唐诸诗人，迭有仿作，然皆不复入乐，仅能跻于五七言诗之林矣。”第五章开头接上章云：“五七言诗出于汉代之歌谣，久乃脱离音乐，而为文人发抒情感之重要体制。”这一点很重要，说明中国古代文人最早以五七言诗作为抒发情感的重要载体。第六章“五言诗之极盛”述说“自建安而后，宋齐以还，为五言诗之极盛时期”。重要诗人有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等。五言诗自汉末兴起，发展至宋齐，“举凡抒情、说理、田园、山水之作，无不灿然大备。迨齐梁新体诗出，而古意荡然。沈约、王融倡声病之说，遂启律诗之渐”。第七章“律诗之进展”，说律诗萌芽于齐梁而大成于初唐之沈（佺期）、宋（之问），“其体严对偶、拘平仄，有一定的法式”。自第八章“唐诗之复古运动”至十五章“晚唐诗”，写的都是唐诗的兴盛、发展、变化。所谓“复古”，是指陈子昂出，崇汉魏而薄齐梁，欲矫南朝之浮靡，而反诸淳朴。其所持理论见《孤竹篇序》：“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有张九龄、李白与陈同调。“三家复古之说，即为启新之渐，此实诗坛一大转关也。”第九章“诗歌的黄金时代”，指开元、天宝间，篇什分披，人才辈出，为诗歌的黄金时代。盛唐作者，世推王维、李白、高适、岑参，四家并擅乐府新词。各又有其创造精神，自成体格。唐人以绝句入乐，开元、天宝间，此风尤盛，而李白与王昌龄最为杰出。第十章“诗圣杜甫”，写天宝之乱起，诗人们转徙流离、愁苦呼号、忧患饱更，“杜甫适当其时，既体备众制，旋经丧乱流离之痛，实始转移目标，以表现时代精神，而开诗坛之新局。无论内容形式，创格至多”。第十一章“唐音之剧变”，指出唐诗自李杜而还，能独辟蹊径，卓然自成一宗而影响北宋诸家最大者，唯推韩愈。而“唐音之变，亦自愈始”。第十二、十三章是“新乐府之发展”与“新乐府之极盛”。天宝乱后，社会复归小康，但大历（代宗）、长庆（穆宗）间，藩镇割据，人民苦难，民生日趋凋敝，以张籍、王建为首从事新乐府运动，反映民间疾苦，多关于社会问题之作，富有现实意义。新乐府之发展，至元稹、白居易而臻极盛。第十四章“律诗之极盛”补述大历以迄长庆，六七十年间，除韩愈等奇险诗风与张籍等平易诗风外，很多作者以绝句、律诗陶写性灵，尤以律诗为盛。并说：“原律诗之为体，最宜竞巧一字一句之间，雕镂风云，涂饰花草。唐人应酬之作，以此为多。”第十五章“晚唐诗”，从时代着眼说：“晚唐人诗，惟工律绝二体，不流于靡弱，即多凄厉之音，亦时代为之也。”以杜牧与李商隐齐名，“牧诗情致豪迈；商隐则能学老杜，而得其藩篱，为宋初‘西昆体’之祖”。第十六章至十八章述宋诗演变过程。宋初诗多效晚唐，气格卑靡。杨亿等以李商隐为宗，倡西昆体，滥用典实，难以索解，引起诗坛反动。徐铉、王禹偁等由元和以上规李杜，稍崇风骨。宋诗至熙宁（神宗）、元祐（哲宗）间而臻为极盛。“元祐体”以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当之，苏、黄为主。其特点以才智、学问、议论为诗，脱离唐诗面目而自成体格。宋末方回撰《瀛奎律髓》，主江西派，又倡为“一祖三宗”之说：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此自成一系统，对后世影响甚深。南宋国势衰弱，偏安以后，诗人有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为“南宋四家”。后起有“永嘉四灵”，因“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不足跻于诸大家之列。至于继“四灵”而起的“江湖”派，也不为人重视。宋诗至此由枯竭而结束。第十九章“金元诗”开头云：金人崛于塞外，既定鼎燕京，进取汴梁，与宋成南北对峙之局，宋文士蔡松年、吴激辈，先后归之，因挟苏学北行，东坡诗遂盛行于金国，以启一朝之盛。金诗积百年之涵养，集大成于元好问。对元朝之诗，概括得更为简要：“元人以异族入主中夏，对汉人之压迫，有甚于金。士气销沉，混迹于倡优，假杂剧以遣忧避祸，曲盛而诗词皆无甚特色，亦时势为之也。”第二十章“明诗之衰敝”，开门见山曰：“明诗专尚摹拟，鲜能自立。”摹拟之习，至“公安二袁”出，始渐革除。第二十一章“清诗之复盛”，先说明清虽以异族入据中原，而对汉族文明，接受甚早，濡染亦深；再阐述清代学术文化有惊人之发展。以诗歌言远胜元明两代。清诗虽亦规模唐、宋，而诸大家各能特具风格，至乾嘉而臻于极盛。第二十二章“清诗之转变”，阐述咸丰、同治间，为清诗一大转变，宗尚杜甫、韩愈以及黄庭坚。甲午（光绪二十年）中日之役，中国创巨痛深，诗人黄遵宪崛起岭南，抒悲愤，写可歌可泣事迹，为晚清诗坛放一异彩。

　　上篇共二十二章，将诗歌从《三百篇》流变至清末，提纲挈领、要言不烦地写出其轨迹。